内政部规定所有在欧洲监狱服苦役的政治犯应转移到西伯利亚。对于政治罪犯而言，苦役判决事实上已经成为在西伯利亚某座监狱的监禁。大多数人被送到涅尔琴斯克，男人被送到下卡拉监狱，妇女则沿着卡拉河到达河口处的乌斯季-卡拉监狱。卡拉作为苦役场所的重要性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在下降，但在19世纪80年代，它在东西伯利亚监禁国家罪犯方面处于中心位置。1882年初，东西伯利亚有430名政治流放者；因重罪被判处服苦役的123人都关在卡拉。36地方当局努力地应付着那些积极与*员对抗的罪犯，正如一则报告反映的：
除极少数例外，政治苦役犯并不认为自己是罪犯。他们不仅不表示懊悔，相反，他们寻求一切机会来表现自己的优越性。结果，他们在与当局打交道时粗鲁又无礼；他们从来没有要求得到任何东西，但总是一再地坚持要让他们的要求立即得到满足。如果没有满足，他们就宣布“抗议”。他们总是没有合理理由地违反监狱纪律，只是为了表达他们对当局的蔑视……即使连*员提出的最基本的指示也会引发不受约束的不服从和混乱场面，当然，这些煽动者总是能在整个监狱中寻获彻底的支持和团结，这使得任何个人骚乱都会立即变成监狱范围的动乱。37
有些监狱*员选择过一种平静的生活，实施不与政治犯为敌的政策，答应他们的大部分要求，给他们相当多的自由和特权。下卡拉监狱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监狱负责人弗拉基米尔·科诺维奇执行的就是一种相对宽松的管理模式，那里的罪犯不用戴镣铐，不必参加工作，可以穿自己的衣服，甚至能住在监狱以外的私人小屋里。在一封被拦截的信件中，关在卡拉的政治犯加夫里尔·贝洛茨维托夫描述了当时的情况：“苦役并不像在俄国的人想象的那么糟……我们都住在一个监狱里……里面没有看守，这本身就为我们省却了很多烦恼。”罪犯收到了来自俄国的各种期刊，甚至有时间发行他们自己的杂志《卡拉》，并组织神秘学者与灵魂世界的交流——当时这种活动在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当中非常流行。38
另一位政治犯解释说，科诺维奇希望通过让步来从政治犯那里赢得不会逃跑的保证，但他们没有给出这种承诺；他们宣称，他们的原则是“不与当局达成任何形式的允诺”。事实上，这些政治犯把逃跑看作一种完全合法的g,m斗争形式。卡拉的政治流放者决心不当有特权的罪犯，而是当国家不可安抚的敌人，科诺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