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铭之后，“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事遂闻发”。《北史·崔浩传》称“北人咸悉忿毒”，强调
鲜卑人阅读石铭国史之后深恶痛绝
情绪，正是这种情绪直接点燃太武帝雷霆之怒。虽然国史撰写刻铭主旨在于歌颂太武帝，但眼下引发众怒，显然已完全压倒那个主旨，太武帝本人也被推到
个非常尴尬位置上。也许即便只是为自救，太武帝也不得不牺牲掉崔浩。崔浩及其内外亲姻悲惨命运于是乎定。五十年前无人在意《代记》，五十年后会被仔细阅读。正是鲜卑子弟汉文教育水平大大提高，决定“备而不典”、“,bao扬国恶”史书会引起北人“忿毒”；正是立碑刻铭这种典型华夏传统形式，触发鲜卑贵族羞愤和反弹。崔浩被关押在城南时，“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是谁“使”卫士如此折辱崔浩呢？应该就是那些深感被冒犯“北人”。《魏书》说“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崔浩所遇之酷，超越普通政治报复，只能从新代鲜卑青年“咸悉忿毒”来求得理解。值得注意是，他们面对国史之所以会有如此强烈感情激荡，恰恰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认同华夏文化，或换句话说，因为他们事实上已经或至少部分地告别其先辈所珍爱和遵循草原文化价值。正是拓跋国家文化转型，促成崔浩国史之狱。
三、文化转型史学代价
《魏书》所描述崔浩是历史上罕见全才，“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对拓跋国家政治与文化发展发挥过重大作用，末年却邂逅酷滥骇人史狱。魏收慨叹“何斯人而遭斯酷”，表达深深痛惜。后之史家亦无不深致同情。田余庆先生说：“崔浩以直笔、实录获谴，不悖于史德。”与先前研究者不同，田先生考察崔浩国史之狱目，在于探讨北魏朝史风污染根源。在他看来，正是国家权力恶劣滥用，造成北魏史学衰落，此后“近个世纪中史官备位，少有著述”。他总结说：“当拓跋君主尚生活在名教以外之时，先人事迹无涉荣辱，无大违碍；而当皇权在握，礼法人伦关切利害，成为衡量准则之时，所谓实录也就另有分寸。如若不然，皇权就要剪裁史法，就要约束史家。”这是有切身人生体验沉痛之辞。不过，如果
们站在内亚立场来观察拓跋史，就会看到拓跋政权从内亚征服体制向华夏国家转型过程中，“剪裁史法，约束史家”似乎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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