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妹妹陶连娇也被接了过来，和陶连江一起在芭蕉坪上学。一年多寄人篱下的生
沉忧郁地唱着“你有一个家，不如换一个新家”，妈妈坐在小马扎上，手托腮帮听着，脸上渐渐添了两道清晰的水迹。
妈妈在国境线那边本来有一个家，几年前随着丈夫的病故，一切都消逝了。丈夫的去世，据说是由于帮人杀猪，吃了病死的猪的血，脸变绿了，又喝酒，第二天就去世了。
丈夫去世后，带着两个女孩的妈妈难以支撑，被迫再嫁，继夫是个瞎子，自己带着一个女儿，对母女三个态度不好，只好回去，回去后发现，房子土地被去世丈夫的几个兄弟拆分，家当都卖掉了，无处栖身。妈妈只好把女儿寄在亲戚家，孤身越境打工。
堂屋墙上挂着越南老屋的旧照片，一间低矮的竹笆房，生前的丈夫坐在屋里抽水烟。另一张照片，是小女儿坐在一副毛毡子上。寄养期间，这个小女儿死去了。
寄养大女儿陶连娇的亲戚家态度很凶，五六岁的陶连娇需要每天上下走两里多山路，去河里提水，用塑料瓶子一天提十瓶。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多，直到妈妈认识了陶连江的爸爸。
妈妈和陶连江的爸爸在一块打短工，爸爸看上了妈妈的勤快，托本村在芭蕉坪帐篷小学教书的马老师去说合。马老师是妈妈的亲舅舅，马老师的妹妹战前嫁到了越南，这在国境线两旁的苗家是很常见的事。
战争期间，很多亲戚断了来往。但交战一旦结束，两边的走动就多起来，越南女人越境嫁过来成了常事，派出所起初试图查禁，为此马老师还与警察发生过争论。
“那时候受伤的人多，光棍多，寨子很乱。越南老婆过来，才好一些。”
对于边境村落这种非正式的跨国婚姻，警方后来只能采取默许的态度。相应地这些婚姻都没有登记手续，女方上不了中国户口，她们带过来的孩子更无从落户。即使是在中国出生的孩子，户口也是难题，陶连江就和眼下的妈妈与妹妹陶连娇一样，没有户口，原因是爸爸花不起两千块钱给他补办。
越南那边也查禁这类跨国婚姻。妈妈的一个娘家兄弟是越共党员、乡z.府干部，妈妈嫁过来之后，越南那边要求兄弟把妈妈弄回去，否则开除他的党籍公职。妈妈被迫回去待了两个月，实在待不下去，越境回来被越南民兵抓住。这边陶连江爸爸天天找马老师，“说女人不回来他吊颈算了”，这也是寨子里不少伤残者和单身汉走过的路。以后又设法绕路偷越国境，这桩婚姻才落实下来，那边的兄弟也受到了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