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那我们接着谈谈“国际写作计划”。
王安忆：“国际写作计划”，当时和我母亲一起去的，北京还有吴祖光，我们一帮子人去的。这个活动的性质我也是慢慢才了解清楚的，是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他们夫妇两个人创办的，搞到一些钱，每年一次，主要面对发展中国家，所以到那里的都是来自所谓“问题国家”。我们去的这一届是“问题”最多的一届，有一个波兰的作家，他是寻求政治避难，带着孩子老婆很狼狈，等于聂华苓给他三个月的津贴，这三个月可以有地方住，有小小的收入，可以安心三个月；三个月以后公寓都要退掉，都要走人，他同时联系在纽约的朋友，寻求帮助，生活是相当的不安定，从波兰出来没什么钱的。他的这个孩子也有问题，因为生活不安定，就是特别地闹，大叫，有一天上午我就听到小孩子在走廊里尖哭尖叫，我去开门，其实后来我知道不应该开门的，别人的事情应该装不知道的，一开门就看到她母亲抱着她。他们觉得打扰别人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就抱着她捂着她嘴巴速速地跑到房间里去了。他们在那里的生活状况明显不如其他人，不晓得前途何在。还有一个是阿根廷的，这个女作家的问题在于她母亲是精神病人，她说这是她终生的监狱，说过这么一句话。还有一个比较戏剧性的，是前东德和前西德的，前西德的女人吧是从东德跑过去的，当时是叛国者，但在西德又并不顺遂，这个女人就酗酒，严重地酗酒，长得又丑陋，酗酒以后人神志恍惚，老是泪汪汪泪汪汪；那个东德的男作家长得漂亮得不得了，像洋娃娃一样，眼睛特别大特别天真，头发又是卷曲金黄的，后来听说他们原来是一个小镇上的街坊，两个人关系也特别好，想不到在这里重逢。聚会时“东德”就坐在“西德”的腿上。开演讲会分小组，一般是按地区国家分，西德女人不想在西欧组，想到东欧组，人家不要她，因为她是叛变的，不要你参加；让她去西欧组，她又不喜欢西欧，这是很大的悲剧。有一天晚上，很冷的天气，她就跳到河里面去了，后来被救起来了。
张新颖：这个人你好像写过的，在哪里看到的。
王安忆：我写过的，在《乌托邦诗篇》。那一届“国际写作计划”还有菲律宾的、印度尼西亚的、印度的。印度的作家给我感觉特别没归宿感，二十多种语言，可是用英语写作，语言上没有身份认同，就是你到底写给谁看，用什么语言写作，什么是母语，这是很大的困惑。那时候陈映真对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