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对我很重要，他总是讲一句话：你看看你周围，他们问题都很严重，不要以为就中国问题严重。他就提醒我注意这个背景。所以我觉得“国际写作计划”对我有很重要的影响。还有南非的，当时南非还没有独立，南非有个女诗人，她的诗讲到有色人种的处境，她看上去是白人，在会上讲到黑人怎么怎么受歧视，有人就问她，你是一个白人你是怎么能体会到黑人的处境的？然后这个女作家的回答使大家都很吃惊，她说我也是有色人种。
张新颖：你刚才提到陈映真，我有点明白了，因为你经常提到这个“国际写作计划”，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在你的经历中特别重要。刚才讲陈映真的那句话，其他国家都有问题，这样一想，这个意识对人太重要了。
王安忆：对，我们刚刚从一个经历过创伤的国家走出来，总是耿耿于怀，总觉得有很大的问题，他呢一开始是喜欢听我讲大陆的情况的，听到后来他也不耐烦了，因为他发现我讲来讲去也不过就这些东西，这些他在报纸上看到的比我讲得更夸张，他不想听，想听我们是不是看到别样的东西，我提供不出来，所以经常会很对立，对立的时候他就说你看大家都有问题。他英语很好，能用英语对话，就告诉我很多这个人干什么，那个人干什么，他告诉我很多的事情。我们确实各有各的问题，尤其是波兰的一家人给我印象最深，我觉得他们过得非常的凄惨，前途没有着落，比我们早离开爱荷华，据说纽约那里要上演他的戏剧。他邀请我们到他的房间里去，也没什么高兴的气氛，刚刚适应，小孩子又要去陌生的地方。还有一对冰岛夫妻，冰岛倒是很安宁的国家，他们很奇怪，领养了一个南美的孩子，皮是皮得不得了，但是很快乐的，他们不太在乎这种血缘上的必然关系的，那南美孩子就和这个波兰的小女孩玩起来。后来发现波兰女孩好起来了，明显好起来了，开始微笑啊，拉拉手啊，抱抱啊，但是要走了。波兰作家看到我总是很有感触，我想这种感触大概是觉得我们有同样的处境，总归要抱抱我拉拉我的头发，这种亲热我感觉他是在想我们在同样的处境里，你以后不知道怎么样。后来据说还不错，在美国就这样，只要你努力找到机会慢慢站住脚就会好起来，代价却也付出了。还有个土耳其人，蛮活泼的，他好像问题不大。
张新颖：他们也很能干，聂华苓哪里搞到这么一大笔钱？这么一个持续的计划。
王安忆：持续几十年了，一开始搞到的钱大概不多，人是不多的，慢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