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企业都知道了安格尔和聂华苓，这个计划慢慢使爱荷华大学有名起来了，像爱荷华大学是理科的学校，在文科不是很有名，这个计划使这个大学在文科方面有了声誉。很可惜，安格尔去世，以后聂华苓再退休，就萎缩了，数年以后新来了一个人，是一个瑞典人，研究捷克，聂华苓是要物色一个对第三世界有兴趣的人，可以保持原来的性质和风格。他主持的时候规模明显缩小，我后来去过一次，二〇〇一年，立场性也不像当时那么鲜明了。但是由于聂华苓的影响，依然对中国人厚爱。我们那届人最多，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我们脑子里外国就是西方，不料一下子出来那么多“问题国家”。一个印度尼西亚的诗人朗读他的作品的时候，有一句话特别响亮：有这么多问题在面前，可我不能回过头去，只能面向它。就是这种气氛，很g,m的，很左翼的。后来陈映真觉得我的思想倾向也蛮危险的，于是在我们后来的旅行中安排我的活动。他真的待我蛮好的，我觉得我挺好命的，总在关键时刻有人来救我，他就和聂华苓商量我们的旅行，我们的行程都是他参与安排的，从哪里到哪里，安排什么人接待我们或者和我谈话。
张新颖：那陈映真在这个活动里的角色有点儿特殊啊。
王安忆：陈映真是很特殊的，很早聂华苓就打算请他去，后来台湾的事情让他坐牢了嘛，所以事情拖了那么多年才实现，到了美国去，这是他第一次从台湾走出去。台湾局势那时候也很奇怪，在美国的时候他的一个小说在“《中国时报》”得了一个奖，这也意味着台湾的开放，小说叫《山路》，是挺左翼的一个小说，居然台湾能给他一个奖，得了一笔奖金，这笔奖金就让他太太去了一次美国，他的父母正好也在美国，他的弟弟妹妹在美国开餐馆的，聂华苓特别为他们家举行了一次宴会。他的爸爸、弟弟、妹妹、妻子，还有其他中国人聚在聂华苓家里，等于搞个欢迎宴，他父亲讲话讲得特别好。陈映真刚刚被抓到监狱的时候，聂华苓夫妇当时花了很大力气，要给他请美国律师，用美国的法律帮他打官司，他的父亲说，还是免了吧，中国人的事情还是中国人自己解决吧。
张新颖：他父亲好像是牧师？
王安忆：是牧师，一生都在传道。这个老人我特别尊敬他，他能讲这样的话，人格很高的。他们有些说法我们是没听说过的，比如飞机飞到那里去，劫持台湾就嘉奖，台湾再有人劫持飞过来，我们捧为英雄。他们知识分子会觉得很羞耻，觉得都是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