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应该鼓励变节，不应该让别人看笑话。在跳出一种意识形态的时候，好像会看到另外一种标准，你也可以说它是更高道德的。我们那里还有一个很有问题的作家，来自巴勒斯坦，长得好漂亮，但是会经常不高兴，经常忧郁，经常觉得自己是没有家乡的人，她是一个有特别意识的人，在任何场合都要说我是巴勒斯坦人。我们那一届都是有问题的人。她性格特别强烈，个人生活不知道是离婚还是单身。还有一个保加利亚的作家，长得特别英俊，也是离婚的，我发现祖国的命运和个人的联系在一起的话就会变得非常尖锐。你个人生活起步好的话，也可以顺利度过民族危机。好像社会主义阵营的人都蛮要好的，很奇怪。这个男作家也蛮喜欢我的，他虽然英俊，但女作家对他打分并不高，大家认为陈映真更美，因为有内涵。社会主义阵营的人蛮孤独的，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苏联把南韩的飞机打下来，说是打错了，其实怎么会打错，是客机。当时有韩国的作家他非常难过，同时东德的作家也哭了，他感到很羞耻，因为是发生在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里的。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很多国际问题都在我们这里体现出来了，正好一九八三年决定要“九七回归”嘛，香港的一个作家叫潘耀明，就是现在《明报》月刊主编，天天翻报纸看他们股市，股市跌得一塌糊涂。后来发现那一年是国际事件发生最多的一年，每个人都碰到自己的问题。
张新颖：这样到那里可能就是会产生出一个比较宽广的意识，自己的问题仅仅是一个问题，不会那么自恋，老是想好像全世界就只有我这么一个问题。
王安忆：而且你会觉得你的问题解决了以后，你还有新的问题生出来。
张新颖：而且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说在八十年代整个中国改革开放学习西方的背景下，好像在一般的中国人眼里一个是中国一个是西方，这样一看就完全打破了中国／西方那么简单的一个概念。
王安忆：对，感觉很强烈的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了又怎么样，还有问题，好像这个世界永远有问题。而且到美国有个非常清醒的认识，就美国是个例外。美国肯定是在很多问题上是例外，我们到农场去玩，印象很深刻，农民生活特别安逸，门口竖着一面国旗，那个农民和我们讲：我觉得我生活在这个国家很幸运。你会觉得这个国家那么特殊，那么和别人不一样，首先它的先天那么好，因为我插队落户过嘛，中国根本不会有这么肥沃的土地，而且没有灾难，庄稼长得那么好。你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