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一个是安全,还有一个,就是你谈到鲁迅有点俯视,你在“看”的时候会不会也是这样,因为我注意到你很喜欢屋顶,从屋顶看也就是从高处“看”。
王安忆:这是两个概念。我觉得我可能也会俯视,但是我俯视不像鲁迅,因为他有那么高的理想,那么高的立场,然后他就觉得你们芸芸众生真是——看你们可怜吧;我觉得我是这样,当这个事情不需要我参与的时候我会去看,可能是缺乏行动能力,我不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什么事情我一陷到里边去我马上就觉得没有心情去看,你不可能去看,人在事中嘛,你肯定就是个行动者、参与者,只有退出来,自己和那个事情无关你才可能看,就只能是一个他者。客观的是可能“看”,主观的是不可能“看”。
张新颖:就是离开那个身在其中的位置——但是离开其实还有一个位置高低的问题,就是屋顶其实还是高的。
王安忆:恐怕是一种特殊的环境,你看我看别的地方,不大从这么高的位置看。上海这个城市,在屋顶底下的城市,都是苟且的人生,不好看的,只有在屋顶上看你才会有略微壮大一点的感情,我是这样子看的。小市民的生活——这就是我写上海时经常会感到的,你要把它剥开来看,里边没有什么太好看的东西,但是我自己还是可以和它们商量的,不像是鲁迅一定要批评他们。我觉得鲁迅写《一件小事》吧,也是他心情一下子软弱的时候写的。蛮奇怪的就是,我们都没有像鲁迅这么强大的战斗力了,我们有的时候要妥协,因为不妥协的话会觉得很寂寞。
张新颖:虽然说不会像鲁迅表现得这样决绝呵,我觉得还确实不是在人群里边看人,是在人群外面看的。你比如说如果把你的《长恨歌》的开头部分去掉的话,这部小说好像也可以的。
王安忆:对,那时候有不少人要求去掉。
张新颖:但是去掉的话就不是王安忆的作品了,我就觉得去掉的话可以让别人去写了,有这么一个位置和没有这么一个位置,写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包括整个的感情啊,对小说描写的整个世界的看法,都会不一样。
王安忆:我现在也是同意这个,但是做起来也有麻烦,也会感到障碍。古典作家,就像托尔斯泰,俄罗斯那批,他们有个好处,他们人道主义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我真的同情你们,你们真的是很可怜,你们真的是可以解释的,你们所有的都是可以解释的,但是我不因为你们可怜那我就同意你们苟且,你们依然不能无耻,我不能和你们同流合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