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要批评你们。我觉得人还是应该崇高的，不放弃崇高的概念。我觉得到二十世纪以后，人道主义吧都是同流合污，尤其是现代小说，我上次在班上讲到《玉米》的时候说，最后的结局我感到不舒服，我觉得很遗憾，还是同流合污，好像人道主义走到这儿的时候只有同流合污。
张新颖：我们好像把对人性的理解变成了对人性弱点的妥协和迁就。
王安忆：你想象托尔斯泰写《复活》，罪犯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他们的苦难已经大大超过他们犯的罪行了，可是他也没有放弃批评他们呀。他让这个惩罚里包含的壮阔性，升华了他们猥琐的精神。我就觉得他一点不把自己的精神降低，这是古典主义者。到了今天呢，我们这个时代确实变得——有很多的理由为人开脱了，有很多理由变通。
张新颖：一切不能接受的，现在好像都可以解释，解释通了，就变成可以接受的了。
王安忆：不断地解释它的合理性，它合理，然后就可以原谅了。在我们很单纯的时候标出来的高度，已经受到了怀疑和颠覆，你现在跟他们讲人应该是崇高的，谁来听你的啊？大家都不愿意听，因为马上就能和我们刚刚经历过的之前的时代里边教条主义人性认识挂起钩。所以说现在的事情很讲不清楚。
张新颖：那就是说，你的观点其实也是蛮纠缠的，一方面决定和周遭的平庸可以商量，另一方面又有着内在的高一些的人性要求，这两方面的因素都有。
王安忆：比如说，具体到写《长恨歌》吧，一方面我就觉得《长恨歌》里边的人物都不是我真正敬爱的，都不是我所敬爱的人物，但是我又是通篇在写他们，最后我只能给他们这么一个反讽的结尾，就把他们的命运给颠覆掉了。那么只有我站到屋顶上看这一整团生活，只有我在想他们这里的生活不是一个人的，他们是很多很多的生活，累积起来，以量来说明他们存在价值的时候，那我觉得或者还可能称得上宏大。
张新颖：具体到个别的人物就不可爱了。
王安忆：所以说我写《长恨歌》，写《我爱比尔》，我心里面都感到有点矛盾，好像觉得我要不写他们的话，他们那些故事那么有戏剧性，我好想要写，可他们都不是我理想中的这种人性，那么我怎么处理他们，那就只能批判。我觉得到今天，一个作家吧，一个像我们这种资质比较一般的作家，只能走批判现实主义的写作道路，你要走浪漫主义谈何容易呀，很难浪漫的，像雨果这样的浪漫主义，需要很强大的生命力，要在批判之后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