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从时间上说,事情正好是连在起。因为在去美国时,九八三年,写作也已经开始蛮有名,开始有抢稿,稿子已经不会被
较有关系,时间也比较长,四个月。这次是对震动很大。
张新颖:还有可能跟那个时候年龄有关系,比较年轻,写作不久。
王安忆:年龄也有关系,写作不久,当时跑出去还是有个很大震惊,因为们是在个“国际写作计划”里边,周围是来自世界各国作家,于是便遭逢世界各国问题,那就产生个问题,就是说,你写故事有什意义。回来很长时间没有写小说,大半年没写,觉得这个问题是比较尖锐,它对于来讲倒不是说你生活有什意义,好像对这种生活也没什极度羡慕,也不怎为自己生活发愁,就觉得——你写这东西还有什意义。
张新颖:怎会产生这样个问题?
王安忆:不晓得怎搞,可能是对自己怀疑吧,觉得自己写得不好,在那边因为有很多作家在起,看见大家写作状态,们有交流会,当时他们给们配个翻译,挺好,们和作家之间就可以有很多交流,结果你会看到个很广泛写作环境,写作题材是那广泛,是以前未经验过。总之这次出去回来以后,有时候就觉得,哎,写什都没什意义。怎让自己写东西有意义,这是很重要个目标。
张新颖:那后来当你再开始写时候,就是对这个问题是有稍微明确点想法?
王安忆:也没有明确,所以是觉得运气好,回来不久,就碰到们这边兴起个寻根文学,觉得这两个事情简直结合得是天衣无缝,就等于说,正好是在开始怀疑自己时候,寻根运动来临。寻根运动其实对帮助是很大,说是找另外个角度也好,立场也好,背景也好,总之是,推开扇门,门里面又是个新天地。
张新颖:从《小鲍庄》中能看出跟寻根文学关系,但般不会想到和去爱荷华有什关系。
王安忆:这两件事情结合,发生在身上,在写作当中是从个低潮到个高潮,这个衔接。这个低潮,在想,不去美国可能也会有,后面高潮恐怕没有美国也会有,可是美国之行使这个衔接变得有名目,当然它给提供养料。这两件事情怎契合,自己也没有好好地思考,不可能对自己生活有那清醒认识。
张新颖:反正是两件事情连在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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