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从时间上说，事情正好是连在一起。因为在我去美国时，一九八三年，我写作也已经开始蛮有名了，开始有抢稿的，我的稿子已经不会被
较有关系的，时间也比较长，四个月。这次是对我的震动很大。
张新颖：还有可能跟那个时候年龄有关系，比较年轻，写作不久。
王安忆：年龄也有关系，写作不久，当时跑出去还是有一个很大的震惊，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国际写作计划”里边，周围是来自世界各国的作家，于是便遭逢了世界各国的问题，那么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写的故事有什么意义。我回来很长时间没有写小说，大半年没写，我觉得这一个问题是比较尖锐的，它对于我来讲倒不是说你的生活有什么意义，我好像对这种生活也没什么极度的羡慕，也不怎么为自己的生活发愁，我就觉得——你写这东西还有什么意义。
张新颖：怎么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
王安忆：不晓得怎么搞的，可能是对自己的怀疑吧，觉得自己写得不好，在那边因为有很多作家在一起，看见了大家写作的状态，我们有交流会，当时他们给我们配了个翻译，挺好的，我们和作家之间就可以有很多交流，结果你会看到一个很广泛的写作的环境，写作题材是那么广泛，是我以前未经验过的。总之我这次出去回来以后，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写什么都没什么意义。怎么让自己写的东西有意义，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张新颖：那后来当你再开始写的时候，就是对这个问题是有稍微明确一点的想法了？
王安忆：也没有明确，所以我是觉得我运气好，回来不久，就碰到我们这边兴起一个寻根文学，我觉得这两个事情简直结合得是天衣无缝，就等于说，正好是在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时候，寻根运动来临。寻根运动其实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说是找了另外一个角度也好，立场也好，背景也好，总之是，推开了一扇门，门里面又是一个新天地。
张新颖：从《小鲍庄》中能看出跟寻根文学的关系，但一般的不会想到和去爱荷华有什么关系。
王安忆：这两件事情的结合，发生在我身上，在我的写作当中是从一个低潮到一个高潮，这么一个衔接。这个低潮，我在想，不去美国可能也会有，后面的高潮恐怕没有美国我也会有，可是美国之行使这个衔接变得有名目了，当然它给我提供了养料。这两件事情怎么契合，我自己也没有好好地思考，不可能对自己的生活有那么清醒的认识。
张新颖：反正是两件事情连在一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