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它把生存和艺术、思想都结合在一起。社会分工分坏掉了呀，把这些都分割开来了。
张新颖：我们现在很多作家写劳动的时候就没有看到这一点，就是你说的和精神和艺术和生存都连在一起这一点，而只看到了一面，就是劳动对体力消耗和损害的一面。
王安忆：还有，我觉得恐怕和人的命运不好有关系。一个人命运不好的时候，他哪怕是吃肉也会觉得不香的。这和我们的宣传也有关系。我最近听常香玉报告团，说常香玉练功的时候跪在地上把膝盖都磨破啦，老讲这种细节，常香玉其实肯定有更多快乐的感受嘛，她肯定很快乐，不然也不会一辈子在唱了。
张新颖：你看沈从文写摘橘子，橘子熟了的时候，那真的是很快乐的事情啊，环境又好，又美，那个橘子园的颜色，还有人的欢声笑语，打情骂俏。
王安忆：这真的是很欢乐的一件事。现在所以是这个局面，恐怕还是和我们中国作家的社会批判意识连在一起，和批判的那种自觉性有关系。但是呢，我就觉得好的小说它是那么的微妙，好的享受是那么的微妙。现在写享受都是那些年轻作家，写在咖啡馆里喝喝酒啊什么的，这有什么好享受的呢？这种享受很无聊的。什么叫享受呢？我想汪曾祺很懂什么叫享受的。
张新颖：我们已经谈出去了。索性就谈谈写作这种劳动——也可以把写作当成劳动吧，这种劳动也有很快乐、很享受的成分在吧。
王安忆：写作其实也是有劳动的快乐的，像我这种喜欢思想劳动的人，就是喜欢想象，而且想象的东西能够变得那么具体，当你想象的东西到最后能够变成像真的一样，是特别快乐和享受的。我不晓得是不是很多人都有做白日梦的经验，我听一个心理学家说过，比如小孩子，小孩子说谎不是在说谎，而是在想象，他们相信想象的东西是真实存在的。我那一次到日本去，去看水上勉先生，水上勉先生对我蛮好的，水上勉就是属于那种喜欢女性的人。
张新颖：你和他可以交流么？我是说语言上。
王安忆：这个不能，需要通过翻译。我第一次见他是一九八八年和我母亲一块儿，他就和我争论起来，争什么东西呢？就是争这个世界的发展是好还是不好。他的意思似乎是，这个世界的发展是蛮危险的，那时候我们正好刚刚是在开放的初期，我肯定不会同意他这个观点的，他就说今年你多大，然后就说我还有十年的时间和你争论。我再次去日本的时候已经过了十多年，已经到了二〇〇二年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