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忙忙地写东西，变得很闲，多出了许多时间，使我们反而能正常地交流。自那以后我们的相处一直很顺利，也很积极。最近的一次是在云南开会，我们有一天晚上在一起聊天，聊得非常广泛，他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对伊斯兰教的解释的变化，他自己也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是才从西班牙回来半年，和他新婚的妻子去西班牙。我感到很奇怪，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答案，他现在对伊斯兰教的解释与《心灵史》里完全不同，他认为这是一种很现世的宗教，这个宗教是要求发展的，它在物质上面是不排斥的。当然他的态度依然是极端的。比如关于和自然的关系，宗教都有着对自然的态度，他就说你的说法都是巴黎沙龙里贵妇人的闲情，什么环境啦动物啦。但是整个思想的内容我就觉得他变得比以前温和得多，包括对伊斯兰教的解释。他说我现在再写《心灵史》的话，肯定会和那时候不同了，他说写《心灵史》的时候啊——这段话讲得很好，我把它记下来了——他说我们都是被那个时代惯坏了，他指的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那个时代，他说那个时代你看我们一个个多盛气凌人啊。他这句话说得很好，我觉得，我们就是被那个时代惯坏了，他说他经常回忆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有正当的竞争，有很好的编辑，包括很好的*员，现在是非常想念他们的。他后来不大写小说了，写的都是散文。我觉得他，怎么讲，现在说这话不要紧了，他已经对我有免疫力了，我觉得他太没有匠气了，太不像匠人了；而我是个匠人。就是他对做活这件事情太不满意了，他是个诗人，他一定要直抒胸臆，他一定要抒发情感。他不像我，我就是一个匠人，我就一定要干活。没有“活”我什么也做不了。他一点没有匠气。我觉得完全没有匠气的话很难做成活的呀，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后来写的散文写得非常好，他有一个散文叫《公社的青史》，是我最喜欢的散文了，有一些写的是国外的见闻，我倒觉得一般。
张新颖：陈村的《走出大渡河》，和你们这个男子汉讨论有没有什么关系？
王安忆：男子汉讨论基本上是来自《北方的河》，甚至来自张承志本人。《北方的河》塑造的男性是那么的魁伟，有力量，理想那么高。
张新颖：而且他还是沉默的、不说话的人。
王安忆：对，无论怎么接近他，都不能够理解他一点点。尤其是对女性的拒斥，这简直让天下女性绝望，他的魅力似乎专针对女性，可却偏偏不让女性了解。
张新颖：这个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