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写《叔叔的故事》那一时期，还有几个中篇，我觉得在你的创作中是特别显眼的。
王安忆：我休息一年以后又开始写作，从《叔叔的故事》开始，接着是《妙妙》，然后《歌星日本来》，再有一个就是《乌托邦诗篇》。
张新颖：《歌星日本来》和《乌托邦诗篇》这两篇我也特别喜欢。《妙妙》我觉得其实和《米尼》差不多，有点像。
王安忆：有一点像。《妙妙》其实也是写弱者的奋斗，这一类人的命运我个人是比较倾向关心的，这好像已经变成我写作的一个重要的题材，或者说一个系统。她们都是不自觉的人。有时候不自觉的人比自觉的人有更多的内涵，自觉的人他都是知己知彼地去做，他有理性，于是理性也给他画个圈，有了范围；不自觉的人却可能会有意外发生，他们的行动漫无边际。像米尼是不自觉的，妙妙是不自觉的，后来的王琦瑶也是不自觉的，《我爱比尔》的阿三也是不自觉的。说她们不自觉，不是说她们不知道要什么，而是不知道不要什么，她们凭着感性动作，茫茫然地，就好像一块石头砸进水面，碎成一片，她们最终都是砸碎自己的命运，有多大力气，砸多么破碎。这类人一开始进入我的写作，好像还不是那么很显著的，后来变得越来越显著。她们都是很盲目的。她们要一样东西就是去要，去要，需要付什么代价，则全然不计较。这是我很欣赏，也很愿向其学习的，这就和我自己有一点关系了。可我是读过书的人，我从事写作，许多欲求不得的东西在虚拟中实现了，而她们是以自身为付出，我很钦佩她们。其实妙妙这个人，她很简单，她就是一个渴望走入现代社会的人，她就要走到她所身处的社会的前面去。但是她实在是局限太大，她的现代化蓝本那么少，能力又不足，所以她只能违反现有原则。别人怎么做，她偏不怎么做，因她要和他们不一样，她要过一种特别的生活，于是，就把自己赔进去了。她把自己孤立起来，真正意义上的孤立起来，不像我，赔进去的其实是虚拟的代价。所以我们，写作的人，以写作这种其实更加社会化的方式最终将自己纳入了主流。她们都是勇敢的人，几乎是艺术的人生。我在劳教农场里遇到过很多这样的女性。我去白茅岭女劳教大队，先去挑选卡片，我和宗福先两个人同去，因为他们那里有规矩不让单独面对面，必须两个人同时在场，尤其是男性，更加不能够与她们接触了，不晓得是为考虑谁的安全。那么我们就两个人一起谈。翻了十几张卡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