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剑》，上来就是“冷风如刀，以大地为砧板，以众生为鱼肉”；略微正经一点，韩愈给人写信，慨叹好人都死太早，说“不知造物者意竟何如，无乃所好恶与人异心哉？”—是我们都无力又可怜到总觉得天命是故意要跟我们作对。但“百代文宗”一下反应过来，改正自己，说当然不是那样，老天只是“都不省记而已”，它只是无所谓，“任其死生寿夭”。不管用怎样的措辞，道理总就是直白地横在那里，连琢磨的余地都很小。从小说读者的角度来说，也很难调动多少热情去演绎：这种毫不心软手软地对人类黑暗面的探究，是我们都应该珍惜的挑战，因为艺术最喜欢提的要求，就是告诉你只从智识上承认某种“他者”体验存在是不够，还非要你在情感上经历它。但后来我又觉得，这些道理或许还没有陈腐到没法重申的地步。
以前听许子东讲张爱玲，说大陆最喜欢张爱玲的作家是贾平凹和阿城。“北岛一贯天真，问阿城，写人性之恶写得好，有什么伟大呢。阿城说，回过头，一步一光明。”写恶的作家领着我们在黑暗的境地往深处走，正因为那条凶险的路径是只属于他的，于是留给光明的回头路也就各不相同。但要理解每个作家那条线路的独特，也就是要懂得其实那里布满了前人的脚印和路标，麦卡锡曾经断言：“那个丑陋的真相便是：书都是用其他书创造出来的，一部小说能活下来，全靠之前写过的小说。”要绘制那张属于麦卡锡的路线图，我们要回到最初关于一本书是一个场的说法，知道每个作家独一无二的效果都是包含着很多其他作家和常见模式的复合效果；要体会我们对某个场的回应，首先是辨认那个场的引力是由什么构成的。
麦卡锡的底子是我们笼统称作“南方哥特”的文学门派。他的前四本小说，尤其前三本，几乎是在刻意模仿福克纳，用对怪怖的着迷延伸着一个个长句。第一本《果园看守人》（TheOrchardKeeper），讲的是一个男孩的父亲被杀，尸体就在果园的一个坑里。果园看守人，还有一个在自卫中失手错杀那个父亲的走私犯，都不知道尸体就是孩子的父亲，小说讲的是这两人就像代理父亲一样如何教养这个孩子。第二本《外面的黑暗》（OuterDark），讲的是姐弟乱伦生下一个孩子，把孩子丢弃在森林里，结果女的一本书都在找孩子，男的一本书都在躲避一个如恶魔般的三人组对他的惩罚。第三本《上帝的孩子》（ChildofGod）讲的是一个男人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