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惠灵顿兵营的防墙背后，似乎真的回到了两百年前。所有的男兵穿着骑靴、马裤，戴着马刺、军帽，携着马鞭，走来走去。没有一个人不穿制服。如果你看到有人穿着便装，那肯定是来访*员，或者是刚好要离开兵营的人；在白天，绝对不会看到有人穿便服。对我来说，这就好像活在电影场景里。我觉得自己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突然，我从一个住在伦敦、含胸驼背的城市时髦青年，变成一个住在兵营里面、每天挺胸抬头、过着严谨生活的人。做这件事是穿这套制服，做那件事是穿另外一套制服，你要这么拿东西，要那么敬礼，连左转右转都有特殊的方式。真是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在珀布赖特，我们跟长官们不是很亲近，我们看不到他们的制服和别的东西。现在可不一样了，突然，这些擦得锃亮的山姆·布朗牌皮带扣、一到两个勋带、制服上的王冠和勋章以及尖帽上的真金织带都出现在你眼前。他们的衬衫熨得笔直，而我们这些蠢货连怎么使用熨斗都还成问题。当然了，他们有勤务兵伺候，有炊事班给他们准备食物，还有马夫给他们打理马匹——而这最后一项就成了我的工作。我成了一个马夫。这真是太复古了，感觉回到了维多利亚甚至是爱德华时期。
我做这份礼仪工作有三年之久。清晨，我们得带着马出水令(12)，穿过老考文特花园的老蔬果市场。我们骑着马走过时，总有人会把胡萝卜喂到马儿的嘴里去，这时候他们也会停下来和路人聊天什么的。我当时完全不了解这些情况，我原本是个富勒姆男孩，身份突然转变——清晨六点半，我居然坐在一匹18手高(13)的马的背上，后面还牵着另外一头。总会有些小伙子抬起头看我，而我会对他们回道：“嘿，小伙子们，你们好啊。”这些身强力壮、肌肉发达的小子从清晨两三点就开始给各种货车装货了。这些人可不好惹，但是他们很尊重我。不管怎么说吧，在英国，确实还有很多爱尔兰人有这种自卑情结，因为他们总是受欺负——不管是肢体上还是言语上。幸运的是，现在情况有所改观。自从《大河之舞》(14)上演以来，爱尔兰人可走红了。在那以前，伦敦是一个“黑人、爱尔兰人与狗不得进入”的世界。突然之间，我和我的父母亲——是的，我母亲因为自己爱尔兰人的身份感受过许多敌意——就像是被划分了等级，被贴上了标签；再突然之间，我作为皇家骑兵团的一员，骑在马上。这可不是骑在一条狗上，也不是骑自行车。我骑在一匹高大的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