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垃圾的人
莎拉·康斯坦汀
夜晚刚过11点，我们从维特罗斯超市出发。莎拉去巴勒姆附近捡垃圾的时候，总是随身带着工具——通常来说是一根金属棒和一卷耐用的橙色垃圾袋。这些垃圾袋能把她拣出来的散装胡萝卜、偶尔会找到的卷心菜和时不时会从凹陷的包装袋里漏出来的提拉米苏都装在一起。在巴勒姆的维特罗斯超市，金属棒尤其有用。
我跟她一起走在漆黑一片的巴勒姆街道上，她边走边继续说着关于她人生的一连串故事。一波波的倾诉如同小溪一般流过，其中的激流却难以捕捉。她42岁了。她一次次地提及自己的年龄，有时候会讲到她最近在跟红斑狼疮斗争的过程中，不小心拉伸过度，把骨头弄折了。有时候，她提及42岁，是为了说明自己在这个年纪再也不能整晚跳舞了，或者说她的头发可以怎么样，不能怎么样。她的头发就像一堆蘑菇，卷曲在前额之上。“这么盘着可稳了。”她一边拍打着头，一边说。她做这个动作时，就如同在舞池跳舞一样。我们走着，她居然背诵起莎士比亚《亨利五世》里面著名的圣克里斯平纪念日演讲的一部分，她的演出版本，可是比亨利五世本人讲的还要大声。她就着演讲中的重点词，把金属棒当作球拍一样挥舞着，增添效果。这演讲在巴勒姆的房子之间回响。快到巴勒姆主街时，她声音软了下来，又把演讲从头开始背诵，然后快速、轻轻地过了马路。
今晚，她不需要用到那根金属棒。没用多少工夫，她就接近了垃圾桶。莎拉一手展开橙色垃圾袋，一手拿着她的手电筒，撕开塑料袋，扔开空包装，继续翻找。突然，她快乐地尖叫起来——原来她在一堆破烂中间，找到了一包核桃牛奶巧克力卷。
克拉珀姆南地铁站对面曾经是一家医院，现在那里变成公寓了。那家医院是南伦敦妇女医院，我是在那里出生的。就在最高的那层楼，从左数的第三个窗户的房间里。我问过母亲一次。我想她只是随便指了一个房间，目的是让我赶紧闭嘴。我在罗西特路长大，那是一片相当脏乱的地方。邻居家是妓院——黑人女人服务黑人男人，他们老是在窗沿上用大扬声器播放雷鬼音乐。那时候，总有一个女人穿着白色的比基尼站在门里。我有时候会去看她。“嘿，”她说，“小白。别在这里晃荡，回家去吧，小白。”那个区域完全是红灯区，贝德福德山就在后面，到处都是招徕生意的姑娘。现在的森宝利超市停车场曾经是一片废弃的大楼。位于栗树林的那个学校曾经堆满战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