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分工。在印度和非洲东南部，织布主要由男人负责，也有很多文化中由女人从事织布工作，比方在东南亚、中国、非洲北部和西部。然而，即使在女人和男人都织布的社会中，通常他们各自擅长不同的样式，生产不同品质的产品，并使用不同类型的织布机。这种劳动力上的性别分工在工厂制出现时重现，这使得家庭中的性别关系成为工厂生产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24
这种前现代的棉花产业根植于家庭组织内部，有着特殊的生存策略，其特点是轧花、纺纱和织造的技术发展缓慢。例如，直到18世纪，东南亚地区的一个妇女纺一磅的棉纱要一个月时间，织一匹十码长的布料又要一个月时间。25时间耗费如此巨大，部分是因为花在纺纱和织布上的劳动属于经济学家所说的“低机会成本”劳动，部分是因为统治者向其臣民征收了最大程度的税收。而且，由于许多家庭生产的纺织品都能自给自足，所以市场的规模有限，再次降低了改进生产技术的积极性。
然而，缓慢的技术发展也与原材料供应的限制有关。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原棉不能有效运输到很远的地区去。人力和役畜有时可以在相对较短的距离内运输原棉。在阿兹特克帝国，原棉运输到高原地区进行加工，运输距离大约100英里。用水力运输棉花更为高效和普遍。例如，在公元后第二个千年，据观察者称，数以千计的船只沿着长江将棉花运输到江南地区。古吉拉特和印度中部的棉花同样用船沿着恒河和海岸运输到印度南部和孟加拉。尽管如此，直到19世纪，绝大多数原棉的纺织都是在离种植地几英里之内的地方完成。26
在世界上如此多的地区，有如此多的人从事棉花种植、纺纱和织布工作，棉花纺织很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尽管直到19世纪，自产自用的家庭生产模式一直是棉花产业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18世纪80年代的工业g,m之前，棉花产业也发生了一些重大变革。最为重要的是，棉纺织品——部分由于它们是高度劳动密集型产品——成了重要的保值产品和交换媒介。世界各地的统治者以棉布作为征收贡品和实物赋税，而且事实上可以说，棉花在政治经济学诞生的时候就是以这样的形式在场。例如，在阿兹特克人中，棉花是最重要的纳贡媒介。在中国，从15世纪初起，每个家庭都要用棉布缴纳部分税款。在整个非洲，布匹用于纳贡也是司空见惯。在中国、整个非洲、东南亚和中美洲，棉布不仅在实际生活中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