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所谓黑人法典（blackcodes），要求自由民签署劳工合同，并将自由行动定义为“流浪”。尽管联邦z.府通过自由民局（Freedmen’sBureau）纠正了一些公然违反“自由劳工”的行为，但是美国z.府中的许多人也认为，需要国家的强制力量将自由民转变为受薪工人。例如，路易斯安那的自由民局的一位助理专员在1865年7月指出，有必要“让每个地方的自由民被迫去工作，而且这样做时，他们都应当自由和自愿地签订合同”。这位助理专员和其他许多人完全没有想到自由地被迫是多么荒谬。事实上，没有受雇的自由民受到了强制劳动的威胁。17正如历史学家艾米·德鲁·斯坦利（AmyDruStanley）所称，北方人将这些“强制劳动合同”合法化，作为帮助引导自由民走向自由的一种措施。同时，获得生计的其他途径，例如在公共土地上放牧、狩猎、捕鱼及采集水果和坚果的方法日益受到限制。18
棉花资本家普遍欢迎这些措施。《商业和金融纪事》（CommercialandFinancialChronicle）替纽约商业团体发声，表示希望自由民的流动性“只能被当作临时状态，必须通过流浪法和给予流浪者生活必需品这种双重措施而加以纠正”。面对着如此强大的反对，许多自由民感觉他们“将会永远充当伐木工和汲水工”——我们这里还可以补充一句，棉花种植者。由于被剥夺了其他的谋生方式（这一点与印度和非洲的农村种植者截然不同），这些自由民似乎相对容易被转化为农业无产者。19
但是，自由民愿望的落空还不是故事的终结。毫无疑问，南方的白人精英试图再造一个类似于奴隶制的劳动力制度，而且他们的努力明目张胆地无视他们的战败事实，北方人开始动员起来反对约翰逊总统的重建政策。得益于曾经的奴隶和他们的北方盟友的努力，1866年，自由民获得了公民权，1867年，男性自由民获得了投票权，这使得他们能够运用自己日益增长的政治力量来改善自己在种植园里的处境。到1867年，国会对南方各州重新建立了军事管辖。北方的支持和自由民的政治动员反过来使黑人工人更能够清楚地表达他们对种植园的要求。到1867年，“自由民走出田野，放下工作”。他们还得益于劳动力短缺的情况，这是由于男性的工作时间比在奴隶制下时要少，而许多妇女和儿童完全退出野外劳动。由此，昔日的奴隶设法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