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到了一些条件更好的合同。比如，三角洲的合同比前几年支付了更高的工资，并提供更好的条件。此外，那些原来难以在偏好身体强壮的男人的种植园世界中为自己和孩子找到一席之地的黑人女性，现在艰难地动员起来，被纳入了劳工合同的世界。这就是“弱者的武器”。20
更为重要的是，自由民要求以家庭为单位独立工作，并获得糊口的粮食。现在，种植园主无法单方面支配工作安排。不过，自由民仍然不能拥有土地。到1867年，双方都无法完全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方。因此，产生了一项社会妥协，非洲裔美国人的家庭在没有日常监督的情况下种植特定土地，从地主那里得到补给，然后用他们所种植的作物的一部分来支付给地主。这样的分配方式像野火一样在美国的棉花种植区扩散开来。而奴隶制时期流行的帮派劳动制度几乎消失了。就如1867年11月《南方种植者》观察到的：“首先必然要发生的变化是……地产的细分。”到1868年，即使是在亚祖河－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地区也流行分享作物的佃农制，到了1900年，在阿肯色州、南卡罗来纳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有超过四分之三的黑人农民或者是分成佃农，保留有一部分作物，或者是租户，向地产主缴纳固定数量，但保有作物。21
阿伦佐·迈尔现在放弃了与他被解放的前奴隶签订工资合同，并将他的种植园分成了小块地块以采用分成制。同南方的其他地区一样，这些安排的确切性质各不相同——有时迈尔同意对作物分成，有时他租出土地以获得固定数量的某种作物，或者甚至直接用钱来支付。在一个典型的分成合同中，迈尔给予承租人30到35英亩土地以及农具。作为回报，他获得收成的一半。迈尔的承租人则按合同规定有义务建筑篱笆、维修桥梁、清扫马厩、开沟修渠——这所有的一切“必须使我满意，否则必须重做，直到我挑不出毛病为止”。总之，他总结说：“所有人都必须在我的指导下工作。”对于迈尔而言，分成制减少了监督成本，同时还给予了他指导租户和决定种植何种作物的权力。22
作为美国棉花种植区的主要劳动体系，分成制的扩散证明了自由民的集体力量，分成制使得他们能够摆脱远更糟糕的种植园帮派劳动体系，并能获得种植园的工资。分成制给予这些被解放的男女对自己劳动力的部分控制权，使得他们可以逃避足以让人回想起奴隶制的日常监督，并允许以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