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了出租车，但就在吉尔为她打开车门，她正要钻进后座时，她转过身，微笑着给弗格森抛过来一个大大的飞吻。乖一点啊，阿奇，她说，就这样，突然间，他从一大早就放不下的那种不祥预感便烟消云散了。
望着出租车转眼消失在拐角，弗格森做出了一个决定：不理睬他母亲的愿望，把那个段落从书里删掉。
不祥的预感消失了，但正如十个月之后发生的事件证明的那样，弗格森的预感并没有错。他和他母亲在5月6号的告别拥抱，将会是他们最后一次触碰对方：她爬进出租车，坐在后座上，吉尔关上车门后，弗格森再也不会与她相见。他们会给对方打电话，比如1967年3月，他二十岁生日晚上打的那个电话，但弗格森放下听筒后再也没有听过她的声音。他的预感并没有错，但也不能说完全正确。弗格森担心他母亲会遭遇的那场致命事故或疾病，没有发生在她身上，而是发生在了他自己身上，具体说来就是，他去伦敦庆祝他的书出版期间，遭遇了交通事故——这意味着1966年5月6号和他母亲在巴黎道别后，弗格森还有三百零四天的寿命。
他母亲和吉尔动身去阿姆斯特丹两天后，弗格森原本要跟薇薇安和丽莎参加一个派对，发现弗莱明也在受邀之列便退出了。钱和泪之夜已经过去三个月，弗格森早已免除弗莱明在那场误解中的责任。但一想到他允许自己和弗莱明做的那些事，弗格森就心烦意乱，坚信那都是他自己的错，都怪他，毕竟弗莱明并未强迫他做任何他不愿意的事，他怎么能让弗莱明对发生的一切负责？这不是弗莱明，而是他自己的耻辱，正是因为想起了自己的贪欲和堕落，他才撕碎弗莱明的信，拒绝回他的电话，但就算他现在对弗莱明没有怨恨，又有什么理由要再见他呢？
第二天早上在厨房吃早饭时，薇薇安跟他说起在派对上遇到了一个人——派对的举办地点是里德楼的花园，这是哥伦比亚大学在巴黎的学术基地——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说，感觉弗格森会和她一样喜欢这个人。一位来自蒙特利尔的加拿大人，名字叫阿尔贝·杜弗伦，母亲是魁北克的白人，父亲是美国新奥尔良的黑人，他毕业于华盛顿的霍华德大学，上学时曾在校篮球队打球（薇薇安认为弗格森对此会感兴趣，说中了），父亲去世后他搬到了巴黎，正在写他的第一本小说（另一件薇薇安认为会引起弗格森注意的事情，也说中了），现在她已经抓住了他的注意力，弗格森便叫她再多讲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