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余幅绢画，装
满满十辆车，浩浩荡荡地离开敦煌。
发现藏经洞
消息传到北京之后，举国震惊。
据说当时把发现藏经洞消息传递出去并非中国人，而是伯希和本人。伯希和在把敦煌文物悉数运回巴黎之后次年返回北京。这
年恰是光绪皇帝去世，接着慈禧太后去世，举国大伤，谁也无法顾及西北沙漠中这个十余立方米小洞窟。
当伯希和将他所劫获部分藏经洞精品文书炫耀给中国学者看时候，这些经卷震惊两个人—罗振玉和王国维。正是这两个人对中国敦煌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给藏经洞文献命运带来丝转机。宣统元年（1909），当罗振玉看到伯希和所获敦煌藏经洞敦煌写卷，其中包括《老子化胡经》《尚书》等写本时，简直无法相信。又得知藏经洞仍有数千卷文书，他随即力促清廷学部电令甘肃将劫余写卷解送京师。
罗振玉在抢救、保护古代文物和文献上做出巨大贡献。在他努力下，清内阁大库文档和被誉为“世界上最有价值考古珍宝”“世界四大著名石刻之”唐景教碑都得到妥善保护。在抢救和保护敦煌藏经洞文书方面，他也是十分重要人物。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文，首次向国人介绍敦煌藏经洞发现情况。在他努力下，学部命甘肃布政使查封敦煌藏经洞，将敦煌遗书悉数解送京师。王道士得悉后，又私藏若干敦煌文书。学部派员在押解沿途，亦偷盗其中些精华写卷。直到宣统二年（1910）秋天，剩余敦煌文书才运到北京京师学部，后来又移藏到北京图书馆。可以说，敦煌遗书至今还能有大批保存，罗振玉功不可没。
民国元年（1912）十月，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吉川小郎等到莫高窟，用白银三百五十两，从王道士手中购得写经四百余卷。
1914年，斯坦因又来到莫高窟，用白银五百两，从王道士处再次骗购五百七十余卷经卷。
1914—1915年，俄国科学院院士奥登堡组织考察队，亲任队长，带领多人到莫高窟，窃取洞窟中彩塑、壁画、绢画、麻布画、纸画、幡画、工艺品等文物三百余件。
1924年，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华尔纳到莫高窟，在十天时间里，用涂有黏着剂胶布片敷于壁画表层，剥离莫高窟第320、321、323、329、335等唐代洞窟十余幅壁画，窃取第328窟唐代彩塑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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