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关于保护和管理具体建议,被后来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采纳,成为敦煌石窟保护和管理参照。向达提出“不可轻易剥离壁画”主张,也是敦煌研究院几十年来在壁画保护和管理中直恪守纪律和原则。
向达先生可以说是真正做到将敦煌文献研究与石窟实地调查、考古调查相结合第人。他两次敦煌之行都亲自实地考察石窟,并对石窟做美术史分析、敦煌文献考释,同时还调查石窟周围古遗址。他创造将敦煌文献与石窟实地调查、考古调查相结合研究方法。陈寅恪曾经为向达赋诗:“吾有丰干饶舌悔,羡君辛苦缀遗文。……傥能八十身犹健,公案他年好共参。”可见向达先生当年学问、风采和影响力。
向达先生精力过人。他两入敦煌,第次到敦煌之前,他考察过武威、张掖、酒泉等地古遗址,到敦煌后实地考察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还考察敦煌寿昌城城址、南湖古董滩、汉长城沿线大小方盘城遗址、敦煌西南五里岷州庙,还在岷州庙发现六朝经幢,以及安西破城子遗址。第二次考察中,他先后考察酒泉文殊山石窟、酒泉金塔县汉代烽燧遗址,发掘敦煌佛爷庙古墓群,并再次详细考察敦煌莫高窟。他第二次敦煌考察,本来计划发掘第次考察期间所勘查过古墓群,希望能够在敦煌文书、藏经洞之外,发现并开辟出敦煌学新领域。但由于这些古墓群多数被盗掘,考察结果不尽如人意。无论是敦煌地区石窟艺术,还是敦煌和西域考古,向达先生都贡献卓著。[10]他些文章后来被收录进《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书中。
向达先生拥有百折不回坚忍品格和世界性学术眼光。正是这种可贵人格和深厚学术造诣,才使他在那样艰苦条件下为敦煌学发展做出令人叹服学术贡献。[11]
遗憾是,1966年“文化大g,m”爆发,向达和许多北大学者样被下放劳动,身患尿毒症却不能得到及时治疗,在“坐飞机”之后,还要接受无休止劳改、批斗和折磨。北大历史系邹衡教授记下向达先生惨遭批斗、备受凌辱惨状:他被剃光头,被迫在三院二楼外晒得滚烫房檐瓦上“坐飞机”,跪就是几个小时……非常不幸,那样强壮个人,过不久就去世。
常书鸿先生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
常书鸿先生是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事业开创者和奠基者,是敦煌研究院前身—成立于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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