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
几种资料》都是历史学和考古学重要著作。
向达先生早年翻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时就与敦煌结缘。1935年秋，他被派往欧洲调查和研究流散敦煌文书。他先是到英国影印及研究大英博物馆所藏敦煌写经，在收藏
许多东方善本书籍牛津大学鲍德里图书馆考察。考察期间，他克服种种困难和刁难，先后调查五百多卷敦煌文书，并做大量摘抄和笔记。他还到巴黎、柏林博物馆抄写敦煌吐鲁番文书。从1935年到1938年，他把所能看到敦煌文书都用工整秀丽小楷做详细抄录，写成目录提要，累计抄写数百万字，对重要卷子还拍照片。向达先生带回抄录资料，为后来国内敦煌学发展提供极为珍贵第
手资料。
向达先生不仅是历史学家，还是敦煌俗文学拓荒者，[9]他利用敦煌卷子所做研究，为敦煌俗文学研究打下良好基础。沈从文特别提到过向达先生对俗文学研究贡献，他说向达先生研究对唐代白话小说发源于讲经中“俗讲”说，做出开拓性贡献。他生也为敦煌学做出不朽贡献。
向达先生曾在20世纪40年代初两次赴西北、敦煌考察。这两次实地考察以及此前赴欧考察敦煌文献，使得向达先生与敦煌、敦煌学结下不解之缘。这段时间也恰好是张大千在莫高窟临摹时期。1941年，中央研究院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其中历史考古组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与北京大学联合组成，向达代表北京大学参加并担任历史考古组主任。考察团于1942年10月9日到达敦煌，次日向达就率团考察莫高窟。他还在给友人曾昭燏信中描述他第次见到敦煌石窟艺术激动，以及目睹石窟受到自然破坏担心。他后来在给李济、傅斯年、曾昭燏等人信中反复呼吁加强敦煌石窟保护。他还曾撰文呼吁将敦煌石窟保护和管理收归国有，由学术机构进行管理和开展研究工作。
1942年，向达先生返回重庆后，很快写出《论敦煌千佛洞管理、研究及其连带几个问题》这篇文章。文章经傅斯年推荐，以“方回”为笔名，首先在重庆《大公报》上连载发表，引起强烈关注。现在
们说到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大家都知道国民z.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建议之功，而实际上，向达先生对社会呼吁，也起到不可忽视重要作用。他在文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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