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我们每天都有一小时的午餐和休息时间。因为我母亲不工作，我家离学校又近，所以我经常带着四五个女孩一起回家。一路上我们聊个不停，到家后就坐在厨房的地板上玩抓子游戏[1]，或者看电视剧《我的孩子们》[2]，母亲会给我们一人一个三明治。对我来说，这开启了我持续一生的一个习惯，那就是身边总围绕着一群关系亲密、昂扬向上的女性朋友，这让我拥有了一处用女性智慧营造的避风港。在我的“午饭团”里，我们会谈论上午学校发生的各种事情、对老师的意见、哪些作业没有用，我们的观点大体上趋于一致。我们共同的偶像是杰克逊五兄弟乐队，不过对奥斯蒙徳兄弟乐队的感觉有点飘忽不定。“水门事件”爆发了，我们都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好像有很多老家伙在华盛顿特区对着麦克风讲话，但那里对我们而言只是一个遥远的城市，里面有很多白房子和白人。
我母亲很乐意为我们提供午餐，因为这为她了解我们的世界提供了便利。当我和朋友们边吃边聊时，母亲经常在一旁安静地做着家务，而且毫不掩饰自己在认真听我们的谈话。我们一家挤在一套不足900平方英尺[3]的房子里，从来谈不上有什么隐私。不过这只在个别时候是个问题。比如，克雷格突然开始对女孩子感兴趣，他打电话的时候会跑到洗手间里，还会把门关上。我家的电话机挂在厨房的墙壁上，卷曲的电话线被拉过走廊后绷得紧紧的。
在芝加哥的学校中，布林茅尔小学排名中等，不好也不坏。南岸社区的种族和经济分层一直贯穿了整个20世纪70年代，这意味着黑人学生和贫困学生的比例在逐年增加。当时，芝加哥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市的种族融合运动，要把孩子用校车都送到新的学校去，但是布林茅尔的学生家长成功地抵制了这场运动，他们认为把钱花在提升学校质量上才更明智。当时我还是个小孩，不清楚学校的设施是否破旧，以及学校里白人小孩少有什么关系。学校从幼儿园一直开到八年级，这也意味着我上到高年级时，对学校里每一个电灯开关、每一块黑板，走廊上的每一道裂缝都将了如指掌。我认识这里几乎所有的老师和学生。对我来说，布林茅尔几乎就是家的延伸。
我快上七年级时，《芝加哥守卫者》周报上刊登了一篇措辞尖锐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布林茅尔小学在几年时间里，已经从全市最好的公立学校之一沦落为“贫民区思维”管理下的一个“破旧的贫民窟”。这份报纸的主要读者是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