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芝加哥市区北边的克莱伯恩大道上，有一个神奇的乐园，似乎是专门为有工作的家长而建的，是专门为我而建的。那是一个标准的、超级美国式的、无所不有的购物广场。那里有一家盖璞童装店、一家百思买、一家金宝贝、一家CVS便利店，还有其他几家大大小小的连锁店，可以满足消费者的所有紧急需求，不管是疏通马桶的搋子、熟透的牛油果，还是儿童浴帽。附近还有一家肯泰纳家居日用商店和一个小辣椒墨西哥卷饼快餐店[1]，简直是锦上添花。那里是我的心仪之地。我开车过去，快速逛两三家店，吃一个卷饼碗[2]，然后回到办公室，时间可以控制在一小时之内。我非常擅长这种午餐时间的闪逛—买一双新袜子替换掉该丢弃的那双，给某个星期六要开生日派对的五岁孩子选礼物，储备盒装果汁和杯装苹果酱。
当时萨沙三岁，玛利亚六岁，她们聪明活泼，长得很快，精力充沛到让我喘不过气来，这也让那个购物广场有了更强的吸引力。有时我坐在车里，吃着快餐，听着车里的收音机，感到无比放松，对自己的办事效率佩服不已。这就是有小孩的生活，这就算是有所成就了，我买了苹果酱，吃着饭。所有人都还活着。
看我做得多好—我很想说这么一句，虽然没有听众。我成功完成任务了，你们都看到了吗？
这就是四十岁的我，有点像琼·克利弗[3]，有点像玛丽·泰勒·摩尔。在我感觉好的日子里，我会称赞自己干得不错。其实我的生活只有从远处看起来平衡得还不错，而且你要眯起眼睛看，不过至少有一点儿类似平衡的东西存在。医院的工作当时看起来很好，有挑战性，让人有成就感，符合我的价值观。有一点让我感到吃惊：像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那样一个有九千五百名员工、受尊敬的大机构，居然主要是由做医学研究和写论文的学者来管理的，那些人大都认为周边的社区很恐怖，不愿意走出校园一步。对我而言，正是这种忧惧激励着我采取行动，早晨把我从床上拽起来。
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与这种隔阂为伴—我注意到居住在我们社区的白人的紧张，注意到有影响力的人似乎都在绕开我们的社区，去往更富足的地方，差距变得越来越大。我有机会消除一些隔阂，通过鼓励人们更好地了解彼此，在我能力所及的地方消除屏障。这个想法得到了我的新老板的大力支持，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制订计划，在医院和附近的社区之间建立更强的联系。起初我只有一个下属，最后有了一个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