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死!谁告诉他的?更重要的是,他还跟谁说了?我再也混不下去了。说不定我可以卖肾买个身份、摇身变为一个亚马尔半岛饲养麋鹿的牧人?“亚马尔半岛”(YamalPeninsula)在俄文里的意思是“世界的尽头”,说不定应该算得上遥远。我已经在脑海里盖起冰屋、娶了一头麝牛当老婆,基里尔忽然打断我的思绪。
“瞧瞧你这副德行,你的脸涨得比我喝的罗宋汤还红。”他闭上眼睛,神情静穆,好像一个所求不多、容易满足的智者。“我记得我的第一次。那是我十三岁生日。”
十八岁的我不但处男,而且是个老处男。
“我爸带
女子在这些高大的砖墙外等待官方的指控、判决与行刑。“你可以描述这一切吗?”一位嘴唇青蓝的女子轻声问道。阿赫玛托娃回答说:“是的,我可以。”
如今,砖墙之外,她们的孙女们静静等候,其中几位的外套太大,几乎盖住整副身躯;狱中待审的囚犯们是她们的先生、男友、孩儿、父亲。我们发出嘘声,我们高声叫嚣,我们问她们要不要跑趴。换作七十年前,她们的哀伤说不定值得一位伟大的诗人提笔撰文。但是现在谁还读诗?
“我不怕。”我大声说,沃拉里、伊凡、亚历山大全都同意他们不怕。我不知道我们说的是车臣还是克列斯提监狱。我从我朋友们手中收取一张张沾了汗水而软趴趴的钞票,走上一栋破烂国宅的三楼,领取那张千元卢布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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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工作跟刊登在地方报纸和部落格的分类广告完全不一样,那些广告征求具有商学院学历、会说多种语言的男士,或是面貌姣好、想要到欧洲脱衣舞俱乐部跳舞的单身女郎,我的新工作却既不光鲜,也不浮华,而且无助于提高我的身份地位、让“贾卡达”或是“颓废”那些以长相识人的保镖们放我一马。那些夜店的保全人员可比看守天国之门的圣彼得更难缠。头一天上工,我清晨四点就拖拖拉拉地起床,上楼帮基里尔穿衣。他的衬衫、长裤、床单全都裁剪自z.府核发的蓝色帆布。
“你平常到底怎么穿衣?”我问。
他坐在床沿,脸上的笑容有如一万瓦特般灿烂。他竟然喜欢看我受罪!快乐是一场零和赛局,我的比数愈低,他的比数愈高。目前看来,他的得分扶摇直上,随时可能冲破天花板。
“我可以自己来。”他说。他咧嘴一笑,露出跟食用油一样颜色的黄板牙。“只是比较花时间。”
“我们有一整天的时间。”
“你真多嘴。”他说,“尤其是对一个处男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