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加工；没有犁的人家（当然还有那些没有耕畜的人家），用一把铲子就能栽种这种作物。17世纪时，战事加剧；据某则记述，1641—1652年的叛乱期间，爱尔兰有八成人口死亡或外逃。到该世纪结束时，马铃薯已成为爱尔兰食物（和饮料）的主要来源：男性成人一天约消耗七英镑马铃薯，除了牛奶，几乎不吃其他东西。马铃薯使爱尔兰人口得以迅速恢复，进而在18世纪增长到新高。这作物不只单位产量惊人，且种植几乎不需成本（不需仓库或耕畜，只需极少量工具）。通常，地主出租一小块地，以换取佃农替地主另一块地无偿耕种。因此，就连非常穷的人，都有能力比同样穷的英格兰或法国人更早娶妻生子。极度贫穷，人口却有增无减，且全面倚赖似乎从不会歉收（1840年代的大饥荒前是如此）的一种作物，这一综合现象使爱尔兰和马铃薯成为全欧的热门话题。但就在有些人认为饥饿欧陆将因马铃薯而得到拯救时，却另有一些人看到日益可怕的梦魇。
启蒙时代的新哲学家（即经济学家），大部分预见到这一灾难的降临。对于马铃薯该为这场灾难负多大的责任，亚当·斯密、马尔萨斯等人意见不一，但他们都同意人口,bao增很危险。马铃薯把社会所能接受的“基本生活工资”不断压低，就农庄而言，这种几乎不需成本和照顾的作物，再怎么说都是有利有弊。事实上，18世纪期间认为马铃薯大有可为的人，正是那些希望它愈来愈廉价，以喂饱大量穷人，借此实现自己理想的人，这包括欧陆的军队指挥官（欧陆国家的军费增长速度大大快于税收增长速度）、英格兰新兴工厂的老板（这些老板竭力生产比工匠所生产者更便宜的产品，以攻占市场）。
在英格兰，许多制造商和改革者兴奋谈到马铃薯既便宜又营养，用来取代面粉制的面包，大有可为。到了18世纪结束时，马铃薯已跳脱庭园局限，成为农作物，特别是在快速工业化的北英格兰。但仍有数百万老百姓不愿食用，例如，在许多英格兰工人眼中，爱尔兰人是愿意过着野兽般生活的低工资对手，且他们最喜爱的食物正证明了这点，因为英格兰人都拿那种食物来喂猪。对城市工人，特别是农业工人而言，吃和他们“上司”所吃一样的白面包，乃是他们所企求的身份象征；试图代之以马铃薯，无不受到他们的强烈抗拒。因此，实际所发生的，与那些对马铃薯寄予厚望者，大相径庭，至少大不同于那些较注重营养的改革者的设想。工业化初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