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困年代，面包占去英格兰工人愈来愈大的日常开销，因此，他们吃的马铃薯的确变多。因为这时一旦买了面包，就再没钱买猪牛肉、乳酪、鸡肉，而马铃薯正可取代后三者的营养。只有最穷的人（不得不吃孤儿院、救济站、济贫院之马铃薯稀粥者），才以马铃薯为主要淀粉来源。因此，一两个世代后，一旦英格兰人生活水平开始好转，特别是撤销美国谷物进口禁令之后，蛋白质食物重回穷人餐桌，马铃薯在英格兰永远只能是次要的淀粉类食物。
一如在爱尔兰所见，战争、饥荒替马铃薯打入中欧、东欧，打开了一个更大且更长久的开口。马铃薯产量高又易于贮存，使它们成为军队的最理想粮食，对于一心欲达成备战状态的政治家而言，亦然。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军队要吃饱才能长途移动”），在今日波兰的许多地方和东德，积极推广马铃薯。在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WaroftheBavarianSuccession，1778—1779，美国独立战争的一部分）时，双方阵营都极为仰赖这种神奇块茎，因而有人称这是“马铃薯战争”；波希米亚的马铃薯作物耗光，该战争随之告终。随着法国大g,m而爆发的二十五年战争期间，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军事动员，使马铃薯的食用扩及欧洲其他许多地区；俄国于1831—1832年的饥荒后，z.府大力推广栽种马铃薯，为这一作物征服全欧画下句点。在西班牙人“发现”它三百年后，作为美洲对人类最重要献礼之一的马铃薯，这时在欧洲的栽种面积和食用人口都远过它在原产地时；但它是以穷人食物的身份，征服这个世上最富裕的大陆，虽有众多优点，它在版图上的每一次扩张，都让新使用者觉得是迫于无奈而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