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到了第二个周末，作风宽松的父母也着急了，不得不立即把问题解决好。因为，男孩们头上和手上的伤眼看快好了，过去几天，他们的外形是有区别的，即使精神的芯子一样，看起来也是不同的人。伤好之后要是他们还不改
胸膛绷直身体等待重要指示落下来，但是今天他们全站在同一边。
“你感觉好吗？”男孩们去了幼儿园，家里只剩下父母亲了，爸爸问妈妈。但他自己抢先回答了，“我感觉不算糟。我想，假如从大局看，就是说假如把他们看成一个整体的话，儿子们的数量没有变，这是最重要的，我们没有少掉一个孩子。是整体的内部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是小问题对吗？”
“我不知道。”妈妈很迷惘。几分钟前她目送校车开到马路尽头，不管儿子们有没有向家的方向看，她向他们挥手了。
“当成是在解决专栏中的问题，也许你就知道了。”爸爸仍想听她的看法。
“那么，我会这样写，我就胡诌道‘这和人类自我意识的改造有关’。你想想看，的确有可能是这样吧。我们有个儿子拒绝承认所有人都认为他是的那个孩子，他建立了一套新的自我意识，他摔坏了，所以有了新奇的想法。他需要我们引导他回归到旧的意识系统里去。问题是，”她苦恼地说，“我们不知道是哪个儿子出了问题。”
她所苦恼的问题，到了当天傍晚，丈夫载着两个孩子出现在家门口，她看到丈夫冲自己摇了摇头，就知道没有解决。
后面一天，问题依然没解决。
再后面一天也一样，问题不会自动解决。
两个男孩都不愿意成为托托。托托从他们中间消失了。无论是组织两人集体谈心，还是像对待犯罪团伙那样，把他们隔离开来询问，再用上离间、诱骗、轻度恐吓、许诺甜头等手段，孩子们都态度自然，不像隐瞒着秘密，而且讲不出所以然，说的只是爬树啦、苹果啦、什么时候再去爬树啦、我不怕摔因为英勇啦这种没用的话。想通过聊一些过去发生的标志性事件来确认，也行不通，他们从小干什么都在一起，缺少独自一人的记忆。
有几天，父母自己都习惯了，甚至谈笑风生起来，他们说，幸亏该接种的疫苗两个孩子都接种了，要是之前只打了一个人，现在再送一个去，很可能有个倒霉的孩子要挨两针。他们又说，也许应该反过来做，把另一个孩子识别出来，剩下来的就是托托，爸爸的办法是，谁的意志更强烈，他就真的不是托托，妈妈则认为判断标准是看谁更委屈。他们说了许多和孩子一样没用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