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西班牙语跟他说话，他用相当不错的英语回答我——看来有些文化，不是工人。我告诉他，我想去前线，要么是马德里前线，要么是阿拉贡前线，能去哪个就去哪个。他礼貌地表示，他将竭尽所能，满足我的愿望。
跟《新政治家》的通讯记者杰弗里·布里尔顿见面。他说西里尔·康诺利随时可能会来。
11月5日，星期四
福斯蒂诺坚持让我直呼其名（我们现在是兄弟了），他说他给我们弄到了坐火车去阿尔巴塞特的通行证。为表庆祝，我请他吃午饭。他是个滑稽而保守的人。我问他在战争前是做什么的，他说他是拉隆哈艺术学校的管理人员。是管理人员，他提醒我，不是老师。我们聊起现代绘画，我告诉他我见过拉隆哈学校最出名的校友。“啊，是帕布里托吧，”他不带感情地说，“他还好吗？应该还安全地生活在巴黎吧，我猜。”他跟我解释了目前人民阵线与弗朗哥及其法西斯势力对抗的复杂形势。别管那些五花八门的工会了，他说，那只会让你更糊涂。共和派这边主要就是由无z.府主义者、**主义者和托洛茨基派组成。“在加泰罗尼亚，”他不无伤感地说，“我们是非常坚定的无z.府主义者。很不幸，我们也对彼此有所猜忌。派系里面有派系，再里面还有派系。在瓦伦西亚，**主义者把我们在巴塞罗那这儿的人叫作法西斯分子。我们也把在瓦伦西亚的**主义者叫作法西斯分子。”他耸耸肩。可你们都是团结一致对抗法西斯的呀，我说。“当然。不过这也正是相互谩骂时最有效的指控。”你对**主义者怎么看？我问他（边问边做笔记）。“有好的，有蠢的。”他微笑着说。有好的，有蠢的。
我把这些都打印出来，寄到杜森伯里在纽约的办公室。发电报似乎没有必要——我得有什么独家新闻，才有理由花那么一笔钱。到目前为止，在一周时间里，我从杜森伯里赚到了三百美元——迄今报酬最丰厚的报刊工作。照此速度，我每两天就能赚一百美元，还可以报销开支。
11月6日，星期五
天刚亮，就去了火车站，可民兵告诉我们，我们的文件还没有准备好。我向福斯蒂诺建议，我们干脆去瓦伦西亚，看看跟那里的**主义z.府打交道会不会运气好点。毕竟，它是z.府的共和派啊，我分析道，而且，从瓦伦西亚去马德里可能比从巴塞罗那去阿尔巴塞特更容易。你也许说得对，他带着礼貌的微笑说。“我到底还不是个傻瓜呢，福斯蒂诺。”我说。听到这话，他竟然哈哈大笑，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