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跳，但又朝我露出她特有的表情，说：“很好。我很高兴。我们是时候不再藏着掖着了。”
此时，我坐在图卢兹，想着可能的后果，我发现，芙蕾雅的观点大体来说是明智的、正确的。我却感觉——怎么说呢——这一切都是强加到我头上的，这样的情况就不应该发生。我本可以用谎言摆脱与洛蒂的虚伪婚姻，让她不至于如此伤心，自尊心也不至于受到如此打击。但现在不可能了。他们刚刚宣布我的飞机还要延误三个钟头。
3月15日，星期一
瓦伦西亚。东方酒店。才不过几个月，这里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主义者（PSUC）似乎巩固了自己的阵地，社会管理水平因此有了好转：在外国媒体管理局，我得到了前往阿拉贡和马德里前线的通行证。英国记者们徒劳地抗议着这种偏袒行为：他们被排在最后——我们的不干预政策激怒了共和z.府。有位记者告诉我，海明威也在这里，住在维多利亚女王酒店的大套房。我得去拜访他。
稍后。海明威非常热情——他说他准备去马德里拍纪录片。他从来没听说过杜森伯里新闻社。“他们给你钱了吗？这才是唯一的标准。”一分不少，我说。他也和一家名叫新闻联盟的新闻社签了合约。他每用电报发一篇报道，就有五百美元，每用邮件寄一份报道，就有一千美元，而且还不用超过一千二百字。天哪：几乎是一个字一美元。如此看来，杜森伯里有点相形见绌了。“多报点开支。”海明威建议。此时的他太讨人喜欢了，他心情开朗又愉快，我们喝了不少白兰地。他告诉我，马德里的佛罗里达酒店是那里唯一像样的酒店。我说，我们就一个月后在那儿见。我明天就要回巴塞罗那跟福斯蒂诺碰头了。我发现，我很高兴回到西班牙不仅仅是因为那里很刺激，还因为它可以让我不再思考、不再担心洛蒂可能会做什么或说什么。给我的芙蕾雅写了封情书，说一切都会没事的，可并未具体说明我会采取哪些行动。
3月18日，星期四
今天早上，福斯蒂诺和我坐上军队火车，哐当哐当地向阿拉贡高原缓缓进发。天气冷得要命，我穿着我在陆海军商店买的保暖内衣裤。我们在一个叫圣维森特的小镇过夜，住在部队设在民宅的临时宿舍里，这里离前线只有大约一千米。我带的香烟让我大受欢迎。我们每人都吃了个大大的墨西哥薄馅饼，一包香烟就能换酒，想喝多少有多少。福斯蒂诺警告我要控制供应量：“西班牙所有的烟草都是从加纳利群岛来的。”我意识到：弗朗哥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