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的身影，像蚂蚁一样。很明显，这里并不危险——大家连头都懒得低。福斯蒂诺将我介绍给中尉，他竟然是英国人。他神情阴郁，满腹猜疑，他说他叫特伦斯，故意没告诉我他姓什么。他以前在查塔姆码头工作，他说。他带我在阵地草草逛了一圈：大家挤在小小的火堆周围，个个胡子拉碴，浑身污秽，士气低落，他们古老的武器上满是泥渍。特伦斯解释说，前线的这片地区由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民兵掌握——他们就是托洛茨基派。只有**主义者的军队才能拿到俄国的新式武器。“俄国人不给我们武器，因为我们反对斯大林，”他气急败坏地说，“你一定要把这个写到报纸上。我敢肯定，弗朗哥会很感激你的。”他说起瓦伦西亚的z.府时，那轻蔑甚至超过对敌人的仇恨。
我们翻过战壕，尽可能往前走到铁丝网边。朝山坡下仔细打量，我好像看到一具尸体躺在那儿。“是个摩洛哥人，”特伦斯说，“他们一月份向我们进攻。我们把他们打跑了。”就在这时，我听到几声干脆的响声，像两块石头对击。“有人向我们开枪吗？”我问。“是的，”特伦斯说，“不过别担心，他们离这里太远了。”
离开时，我给了他两包香烟，他头一回挤出笑容。
（3月20日，星期六）
我意识到，我能在阿拉贡前线看到的一切都已看完，我们准备离开。福斯蒂诺和我一早上都在等卡车把我们带回铁路终点站。所见让我们心灰意冷。福斯蒂诺还指出，他受的打击比我更甚：我反正过几天就要走了，可这是他的战争，他必须留下。他必须依靠这些抵抗法西斯的意象坚持下去。
我们在大街上唇枪舌剑，溜达到教堂。教堂里空荡荡的，什么家具都没有（全被当柴火烧掉了），现在被用来关骡子和养鸡。我拿出旅行手册，大声念道：“圣维森特有一个小小的罗马式教堂，值得一游。”我们坐在地板上抽烟，用我的酒壶喝威士忌。你在马德里会待多久？福斯蒂诺问。一周吧，十天——我也不知道，我坦白，我真的应该尽快回家了。我朝他微微一笑。我的婚姻有麻烦了，我说。我告诉他芙蕾雅的事，还有我们的双重生活，我在伦敦和诺福克的两头安排。我妻子发现了，我说，就在我来西班牙之前。
他露出遗憾又同情的表情。接着，这小小的坦白仿佛让他在某种程度上对我放了心，他在一张纸片上草草写下一个地址。“你到了马德里之后，如果能去找这个人，他会给你一个要转交给我的包裹。等你回到瓦伦西亚，我会去找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