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在为便秘而抱怨。
宝拉是我唯一喜欢的护士，因为她叫我蒙斯图尔特先生。我谢谢她，并问她姓什么。“普雷茉利。”她说。好吧，那就是普雷茉利小姐了，我说。可她还是让我叫她宝拉，免得其他护士觉得奇怪。这个姓很有趣，我说。她告诉我她是从马耳他来的。可你的头发是红色的呀，我不假思索地说。那你的头发还是花白的呢，她回答，这多滑稽呀。
（事后补记。我对于那次事故的记忆很不完整，断断续续的。自从回伦敦后，我就常常发现，邮局货车无一例外开得飞快，司机像生怕错过什么重要安排或截止期限。撞到我的那辆车当时应该开到了每小时一百或一百一十千米。可被撞完全是我的错：我脑子在想别的事，我压根儿没看就走上了马路，如同在自家厨房里一样随意。显然，我被巨大的冲击力撞飞到十五米之外。我对撞车本身毫无记忆了，也没感觉到疼痛。两天后，我在圣托马斯医院醒来，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在做什么。我能活下来是很幸运的，他们告诉我。邮局客户关系部的人给我送来一束枯萎的剑兰，“祝愿我尽速康复”。这个形容词真是用得太差劲了，我记得自己当时这么想。）
（8月—9月）
来自C病房的观察
今天进行了长时间的肠道排空，我才意识到自己已便秘了两个月。感觉好些了，同时也发现自己瘦了不少。我现在就像只又瘦又老的秃鹰。该剪头发了。
尽管没人会真正承认，但这里其实就是老人病房。这里的病人没有低于六十岁的。它既是老人病房，也是癌症病房。我们都是有着老年病的老人。很多人在这里死去。只是病房太大了，我没办法准确计数，而且她们总把病人移来移去的（为了隐瞒死亡率吗？）。自从我来了这儿，依我说，死了大概有三十个人了。
宝拉昨天去度暑假了。你要去哪儿？我问。马耳他呀，傻瓜。她的脖子上挂着金十字架项链——她是信天主教的好女孩。替她岗的是个叫盖瑞的男护士——他身上有很多可怕的文身。
我最痛恨的人离我四张床。他叫内德·达尔文，我叫他“不紧张先生”。护士们都很爱他：他从不抱怨，总是乐观积极，见到谁都笑容满面，他好像还挺享受这里的伙食的。他中了风，但还能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到处走。他知道所有护士的名字。有一天天气特别热，他走到我床边，叩了叩我腿上的石膏。“这下面一定痒得快要疯了吧，我敢担保。”他是那种老把“我敢担保”“是不是吧”“感激不尽”之类的话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