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都在。你甚至可能在电视新闻或报纸照片的背景中，瞥到过我的身影：一个穿着深色套装、系着领带的高个老人，挥舞着SPK标牌，被警察推搡着，大骂着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公共汽车上嘲笑不肯参与罢工的工人。不罢工的时候，我就去卖《局势》报纸，过着简单但目前也算全身心投入的生活。我往返于特彭泰大道、公立图书馆、康沃利斯和公园咖啡馆之间。我不再抱怨自己的现状——我感觉自己终于在做点什么了。］
9月8日，星期四
今天傍晚，我在康沃利斯享受着半品脱的加浓拉格啤酒和一小杯布里斯托奶油雪利酒（对囊中羞涩又酒瘾发作的酒鬼们来说，这种组合能带来神奇的效果，我保证，喝完之后，你再也不会想喝一滴酒了，而且你会睡得像婴儿一样香甜）。突然，约翰·维维安走进来，让我大出所料。
他在我对面坐下，他看起来眼圈发黑，焦虑不安。不得不说，过去几周，纳皮尔街的气氛有了很大改变。伊恩·哈利迪不知所踪，蒂娜几乎不说话，安娜似乎总是眼泪汪汪。我觉得维维安和安娜开始恋爱了——不管怎样，我只能用“神情恍惚”来形容他们的神态。《局势》的最后一期缩减到只有四页——更像是本小册子而不是报纸——其中一半是维维安写的《西德的隔离折磨》的社论，写得语无伦次。其他大部分是乌尔丽克·迈因霍夫在一九六九年写的一篇文章，翻译得又很差。我明确表示，这一期报纸几乎不可能在伦敦街头卖出去，结果蒂娜·布朗维尔冲着我大吼，骂我是五流的专栏作家，是个工贼。幸运的是，周一有个德国企业家被绑架[16]，这勾起了大家足够的兴趣，我卖出了一百多份报纸。
此时，维维安朝我俯过身，递给我一支香烟（“不用了，谢谢”）和另一杯酒（“不用了，谢谢”），他问我现在能不能把卖报纸的钱交给他。钱在我的公寓里，我说，我会照惯例明天把钱带去的。我现在就要，他说。
于是，维维安跟我一起回到特彭泰大道，他不肯跟着我进屋。我拿了钱，交给他，找他要收条。“怎么还是那种小商贩心理呢，蒙斯图尔特？”他带着浅浅的笑容说。但他还是在我的票据上签了名，大踏步走入夜色中。一定是d品：我猜他们一定是用卖报纸的钱去买d品了。
9月12日，星期一
也许是我弄错了。今天我去领新一期的报纸（报纸还是很薄，内容也主要关注西德激进左翼组织的行动）时，维维安还是跟平常一样，态度冷漠而充满蔑视。没有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