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我得说，我一九六八年一整年都在尼日利亚。
约翰：你跟比亚法拉有关系吗？
我：我去那儿正好是战争
面墙壁是放了各种装饰品的长桌以及万向台灯。前面窗户上挂着一床被子，挡住了外面的街道，壁炉周围，三张床垫摆成一圈。到处是帆布背包和购物袋，还有一堆堆的杂志和报纸、打开了的食品罐头，以及塑料可乐瓶。这让我想起莱昂内尔在村里的公寓。桌上是一份报纸的设计版面图及所有相关的设备——喷胶、马克笔、涂改液和两台电子打字机。除了在门口迎接我的姑娘，另外还有三个人。我被介绍给他们。尖脸姑娘叫布朗维尔；黑头发、刘海垂到眼睫毛的漂亮姑娘叫萝斯；留着稀疏胡须（胡须看起来像是被人随意一绺绺地拔掉了很多，留下裸露的地方）的男人自称哈利迪；最后，瘦高个、长相英俊、留着中分披肩长发的家伙（他看起来比其他人大，依我说应该有三十来岁）说：“还有我，我叫约翰。”
他们找到一把椅子，放到房间中央，让我坐下。接着，便开始了温和的审讯。约翰问我，为什么选择加入SPK。我觉得他可能想听到这样的答案，于是我便告诉他，我在圣波托尔福医院长期住院的经历让我震惊，更不用说给我留下的精神创伤了，所以，我想做点什么，维护病人的权利。我想，一个自称“社会病患集团”的组织也许正是我想要找的左翼团体。我想要帮忙，我想要尽自己所能——要是大家能了解现今医院的情况，那些老年病房的现状，那些近乎极权主义的——
约翰举起一只手，让我闭嘴；我发现他们都在偷笑，有点居高临下的意思。我告诉你吧，约翰说，我们不是促进国家卫生服务改革的组织。我说我不介意，我就是想做点什么——我不想再无所事事地坐着怨天尤人了，我想积极主动地做点什么。而且，我坦白，能多挣点钱也是好的。在经历了一辈子的辛勤工作和小有成就后，我发现自己如今竟然在贫困线下苦苦挣扎。能拥有头顶遮风挡雨的屋子，还得多亏一位无私慷慨的冰岛人，否则我将无家可归。接着，我又问了下一个问题：要是你们和医院、和病人权利都没有关系，那你们是干什么的？
萝斯：我们是反法西斯的。
我：我也反法西斯，巧了。
约翰：你知道德波[9]和瓦纳格姆[10]这两个名字吗？
我：不知道。
约翰：你听说过情境主义吗？
我：没有。
约翰：那乌尔丽克·迈因霍夫[11]呢？一九六八年“五月g,m”[12]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