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勒夫莱尔—布鲁诺似乎是真的为我们谈话的走向感到委屈和痛苦，他反复敦促我后退一步——没有必要写任何事啊，走到这一步完全没有意义。我从他身上看到了政治活动中琐碎而无耻的妥协，无论那种活动是多么微小且局限。这一切的背后，一定有个有权有势的人，扬尼克被绝望地夹在中间。虽然他来自未受时代玷污的一代人，可就连他也不敢冒险吐露圣萨比纳的战时秘密。
我离开市政厅，穿过小镇步行回家，感觉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的身上，我仿佛生活在西西里岛，得知了黑手党杀人并掩藏事实的可怕秘密，但又发誓保持沉默。自从来到这里后，我第一次生出搬走的念头。
灿烂壮丽、令人陶醉的落日，可惜高空飞机留下的水平尾迹破坏了它。
加布丽尔和我制定了计划。我们会将牌匾擦洗干净，重新装好，还要尽可能造出浩大的声势。等牌匾回到墙上之后，到了晚上，我就躲在大门对面的小树林里，观察来往的人。加布丽尔反对——我知道她在想什么：你年纪太大，不能这样折腾了——可我不听她的。从半夜十二点守到凌晨两点应该就行了。我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抓到肇事者——可抓到之后怎么办呢？
今天下午，我在一丛茂密的黑莓灌木后找到了理想的监视地点，在这里，我能清楚地看到小路对面三十米开外的大门。我放了块防潮地垫，又在一棵倒了的树下藏了半瓶白兰地。这个季节[9]，九点半、十点左右天就完全黑了，天气预报说最低温度只有八九度。我得多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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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晚上——无事可报。实话说，午夜过后留在树林里的感觉还挺奇妙的。夜晚天气很凉，我时不时喝上一小口火辣辣的干邑白兰地，给自己保暖。我不觉得累：肾上腺素让我保持着清醒和警觉。我从家里的壁炉旁拿来一根旧拨火棍，作为简陋的武器——我没打算真用上它，但无论如何有它在手总是安心些。树林里有各种各样的动静——吱吱呀呀、窸窸窣窣——甚至有那么一会儿，我确信有人在我身后的某个地方走来走去。我感觉一个巨大的东西拨开树枝，挤过灌木丛，可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那应该是头鹿。十二点到两点之间，我看到七辆汽车和两辆摩托车经过，最后半个钟头是死一样的沉寂。每次看到汽车车灯照亮树林时，我都感觉到自己苍老的心脏在激动地狂跳。我还记得上一次我有这种感觉是什么时候：一九四四年在夜色中跳伞进入瑞士的时候——那应该是贝努瓦·弗德尔解放圣萨比纳几个月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