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模糊可能预示了我生命终结的方式。不堪重负的大脑突然大出血什么的。很快。黑暗突然袭来，就什么都没有了。
今天跟卢西恩去森林里找蘑菇。他饱经风霜的脸上满是皱纹，手上全是老茧——足以承受极热或极冷的东西。他五十六岁，可看起来比我更老，在矮灌木中到处翻找时，他不停地喘气、咳嗽。他的家人在这里生活了好几代，可他说他的儿子对农活不感兴趣——儿子在阿让的一家修车店工作。卢西恩耸耸肩：年轻人啊……然后是常见的叹气，诸如此类。毫无疑问，年轻的卢西恩·格尔斯让他的父亲时不时心怀忧虑了。我算了一下，法国被占领时老卢西恩应该是多少岁（我见到任何一个法国老人时，都会这样做）。卢西恩一九二八年出生，所以“二战”时他应该才十来岁。我们采了好多牛肝菌和鸡油菌。今天晚上，我要打破惯例，做一份菌子煎蛋饼。
我在邮局给露西打电话（洛根直到一九八七年才在自己家里装上电话），知道了她所乘航班的信息，并安排好接机事宜。她说：“彼得·斯卡比尔斯是不是你的朋友？”我坦诚地说，彼得爵士确实是我的老朋友，我很骄傲。“以后你再也骄傲不了了，”她说，“他上周死了。”
我感到突如其来的空虚，一种失落：像从一堵已经摇摇晃晃的墙上取出一块砖，你不知道这个突然出现的空洞会给其他砖块带来怎样的新重量和压力，不知道这种压力的重新分配是会让墙继续立着还是轰然倒塌。那一刻过去之后，不知为何，我觉得自己更脆弱、更不堪了。我感觉在失去彼得·斯卡比尔斯之后，我的生活、我的世界，突然之间变成了颤巍巍的豆腐渣大厦。
他是怎么死的？我问。“肺炎。他当时在福克兰群岛。”你可别告诉我，我说，他又在给一部新小说做研究。“你怎么猜到的？”露西难以置信又有点崇拜地说。做研究：写一部关于福岛战争[2]的小说，这很有彼得的风格，就像他们说的那样。本和彼得都离开了人世间，留下我孤身一人。露西说报纸上全是长篇大论的悼词和充满敬意的评价，我让她把报纸都寄来。“没人提到你。”她说。
鲍泽是条喜怒不形于色的狗，每天不需要太多的关注。只是每个星期，它都会主动来找我一次，如果我坐着，它就把下巴搁在我的膝盖上，如果我站着，它就用头轻轻顶我的小腿肚。我知道，这意味着它需要一点关爱了，于是我就挠挠它的耳朵，拍拍它的侧腹，跟它说说自古以来狗主人对狗说的那些傻话。“谁是最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