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上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
1889年2月11日，是明治天皇改国号的第20个纪元节，东京飞降大雪，在大雪中，日本皇宫里举行了隆重的颁布宪法的仪式。这一天，距伊藤博文酝酿制定宪法那一年，已近10年，也就是说，伊藤博文整整用了10年的时间来打造国家的根本大法。伊藤的行为，真是名副其实的“十年磨一剑”。《大日本帝国宪法》是亚洲第一部宪法，它是对各种势力的规范，也是对明治维新的一次总结。由于在此后的诸多事宜中，有一部《宪法》作为准则，日本政治既减少了皇室中个人的“随意性”，也减少了来自民间各种势力的干扰，并且赋予了伊藤放开手脚工作的权力，这也使宪法成为伊藤的“护法大神”。
《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化解了日本尖锐的社会矛盾。自此之后，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极端西化的做法被慢慢遏制。日本社会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一些场景：西服流行的同时，和服被当作最华丽的礼服保留了下来；酒吧多起来了，茶室依然是人们的精神净地；西洋歌剧开始唱响，能剧和歌舞伎仍旧余音袅袅；油画开始绚丽夺目时，浮世绘照样受人欢迎，并且很快发展成世界绘画中的一大流派。
显然，与李鸿章相比，伊藤全力架构的“根本大法”，是他的过人之处。日本社会的平稳过渡，应该归功于伊藤博文这个舵手。从伊藤的理解力和知识结构来看，要比李鸿章高好几个层次。伊藤博文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思想宏伟、视野宽广、性格开放的政治家，他的远见卓识、料事如神都是旧知识系统的李鸿章所远远不及的。伊藤博文不仅对于西方的政治体制的架构和理论有着深入了解，而且，对于本国的国情，也有着深入的思考，并且，在某种方面，懂得妥协，懂得减少改革的成本。伊藤博文长期担任日本总理大臣，正是依靠《宪法》赋予的权力，推动了日本的改革步伐。而李鸿章呢，显然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因为缺乏这样的“根本大法”作为参照，李鸿章的改良有着很大的随意性，并且，行进的步伐经常会受到一些偶然事件的左右，这使得洋务运动更像是“脚踩西瓜皮”一样，滑到哪里是哪里。当伊藤博文驾驶着日本帝国这艘机帆船乘风破浪之际，可怜的李鸿章正身陷各种各样的矛盾泥淖中不能自拔。
当然，联系到清朝复杂的历史和中国文化的背景，也联系到慈禧和光绪身处的权力现状，这样的感慨必定是一声长叹。在这样的背景中，即使是李鸿章对于“根本大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