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这时候李鸿章垂垂欲老，仍坚守在历史舞台，与另一个铁腕人物慈禧一同抱残守缺。伊藤博文此次来华，是康梁向光绪密荐，拟聘请伊藤博文和另一个外国人李提摩太出任洋客卿。这是一个大胆无比的想法。光绪听从了这个意见，想召见一下伊藤博文，初步了解他的思想和建议。伊藤博文来到了北京，李鸿章接见了他。双方推心置腹地谈了一次心。可惜的是，除了议论刚刚平息的戊戌变法以及康梁之外，其他的谈话内容已无人知晓了。想必，暮年的李鸿章肯定会感慨良多，他已知道命运不可违，知道自己的失败已是天意了。
还是惺惺惜惺惺。李鸿章去世之后，伊藤博文对这个老朋友和老对手倒有着高度评价，伊藤博文这样说：“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他的事业充满着开拓者的精神。他建设国家的努力，不但包括军事措施方面，也包括经济政策方面……所有关于李鸿章这个远东大国的没落时期独力支撑富国强兵的理想与实践的研究与评价，也只是开始而已。”
从这一点来看，伊藤博文对李鸿章与他的国家所处的时空状态有着清晰的认识。他知道李鸿章的努力，也知道李鸿章的困窘。他明知一个人在一个大国中传统的力量以及面临的阻力，他也知道一个小国所具有的速度优势，知道如何用速度来弥补自己的单薄，也深知自己国家的底气不足……
把伊藤博文与李鸿章放在一起比较，梁启超似乎是第一人。从梁启超的著作来看，梁启超已经清晰地明白中国近代化进程缓慢的原因，也明白李鸿章失败的原因。1901年12月26日，即李鸿章死后的第40天，梁启超写成《李鸿章传》一书，开始为李鸿章“盖棺论定”。梁启超认为，在早年的“栉风沐雨之阅历”方面，伊藤不如李鸿章；而李在政治识见和政治处境方面，明显地不如伊藤。梁启超还把李鸿章放在近代“国民国家”的政治理性标准下进行评判，指出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体之本原”；“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事，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指出“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梁启超是说到点子上了，对于李鸿章们来说，既缺乏近代国家思想，更没有近代国民观念，这的确是19世纪中国洋务派官僚的政治通病。在这一点上，梁启超可以说是看得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