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托没有弄错。加米奈拉的那两个死人是一件令人烦恼的事。医生，收款员，三四个在酒吧里喝苦艾酒的爱运动的年轻人，开始愤怒地说话，互相问有多少尽了自己义务的可怜的意大利人被赤色分子野蛮地杀死了。因为，他们在广场上小声说，是赤色分子朝颈背开枪而没有任何审判。后来女教师——一个戴着眼镜的小女人，她是秘书的妹妹，一些葡萄园的主人——经过，她开始喊叫着说她打算去河岸寻找其他的死人，所有的死人，去用锄头把可怜的孩子们从地下挖出来，希望这足以让人把某个**党无赖，那个瓦莱里奥，那个帕耶塔，那个卡奈利的书记(1)，关进监狱，最好是绞死。有一个人说：“很难责怪**党。在这里匪帮是自主的。”“有什么要紧，”另一个人说，“你不记得那个向人征用毯子的系三角巾的跛子了？”“还有储蓄所被烧时……”“自主，什么都有……”“你记得那个德国人……”“他们是不是自主的，”别墅的夫人的儿子叫喊着说：“这没有关系。所有的游击队员都是杀人犯。”
“对于我来说，”医生慢慢地看看我们说道，“过错不是这个或那个个人的。这是整个一种游击战的，非法性的，流血的形势。也可能这两个人确实做了密探……可是，”他在他重新开始的争论中吐字清晰地说道，“谁组织了最早的匪帮？谁希望内战？谁向德国人和别的人挑战？是**党人。总是他们。是他们该负责任。杀人凶手就是他们。这是个荣耀，我们意大利人甘愿任他们……”
这个结论让所有人感到高兴。这时我说我不同意。他们问我怎么回事。我说，在那年，我还在美国。（安静）我在美国被拘禁。（安静）在美国，正是在美国，我说，各个报纸印出一份国王和巴多约(2)的宣言，命令意大利人进入丛林，进行游击战，从背后攻击德国人和法西斯分子。（他们笑了）再也没有人记得这事了。他们又开始了讨论。
我走开了，女教师喊着：“他们全是私生子。”又说：“他们想要的是我们的钱。土地和钱，就像在俄国一样。谁反对就把谁赶出去。”
努托也到镇上来听听，他像一匹马一样惊了一下。“怎么可能，”我问他，“这些小伙子中没有一个人曾经在这里，并且能说这事(3)？在热那亚，游击队员们甚至还有一张报纸……”
“这些人里没有一个，”努托说，“这群人全都是那些在战争结束后戴上三色围巾(4)的人。有人在尼扎，做职员……曾经真正冒过生命危险的人，不愿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