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事。”
那两个死人无法被认出来。人们将他们放在一辆小车上送到老医院里，许多人去看他们，歪着嘴出来。“啊呀，”女人们在小巷的门口说，“所有人都会轮到一次。可是这样真野蛮。”根据尸体的不高的身高和两人中的一个挂在颈上的一块圣杰纳罗像(5)的小圣牌，初审法官总结说他们是南方人。他宣布他们为“无名者”，并结束调查。
不结束调查并且忙碌起来的人是本堂神父。他立即召集市长，上士，一个家长委员会和各个女子修道院的院长。骑士让我知道了这个消息，因为他对本堂神父生气，本堂神父甚至都不告诉他就摘掉了凳子上的那块铜牌。
“我母亲过去跪的那个凳子，”他对我说，“我母亲，她对教会做的好事比十个这种乡下佬都要多……”
关于游击队员，骑士不加评判。“男孩们，”他说，“都是些正在进行战争的男孩……当我想到那么多……”
总之本堂神父把水引向自己的磨坊(6)，他还没有消化掉那个为在各个黑房子前被绞死的游击队员立的石碑的揭幕典礼(7)，典礼于两年前举行，不是由他主持，而是由一名特地从阿斯蒂(8)来的社会党的代表主持。在他住所的那些会议上，本堂神父发泄了仇恨。所有人都尽情发泄，并且达成一致。由于无法揭发任何前游击队员，因为已经过了好长时间了，再说镇子里也不再有颠覆分子了，他们决定至少进行政治战役，让人在阿尔巴都能听到这场战役，还要为两个受害者举行一场庄严的美好的下葬仪式；以群众大会和公开地革出教门来对付赤色分子。补救和祈祷。所有的人都被动员了。
“我不会为那些时候高兴的，”骑士说，“战争，法国人说，战争是件肮脏的职业。可是这个教士在利用死去的人，如果他有母亲，他也会利用他母亲的……”
我经过努托的家以便也告诉他这事。他在耳朵后面搔了搔头，看看地面，痛苦地咀嚼着。“我早就知道这个，”他然后说，“他已经想过这样用吉普赛人来一次进攻……”
“什么吉普赛人？”
他告诉我说在四五年的那些日子里，一帮年轻人俘虏了两个吉普赛人，几个月来，他们来来去去，玩着双重戏法(9)，给游击队的支队做记号。“你知道是什么样的，在队伍里什么都有。全意大利的人，还有外国的人。也有无知的人。从来没有看见过那样的混乱。够了，他们不是把两个人送到司令部去，而是抓住他们，把他们放到一口井里，让他们说他们去宪兵队的军营有多少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