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中断这篇文字的写作已是三十多年前了。当时我用的还是小学的横格本，在写满的纸页后面预留了两三页空地。我当时规划的是一部鸿篇巨著，所以就理所当然地延期了。
严格说来，这本书的写作史就是一连串的中断。我以各种理由停笔，留待将来，留给更好的自己，就像小时候所做的那样。仅仅为此做出力所能及却又微不足道的准备，比如坐火车或者打电话时随手在纸片上做些类似标记的东西，似乎仅凭这三言两语，记忆便可还原一个内容框架，如同组装起一顶可折叠的行军帐篷；又好像这些干巴巴的潦草笔记，一经记忆泡发，便可绽放成繁盛的樱桃园。
在20世纪初的俄国回忆录中经常提及一个儿童游戏：在碗底放一些浅黄色薄片，倒满水，薄片立刻就焕发出光怪陆离的色彩，仿佛来自奇幻的东方，中国或日本。但我从未亲眼见证，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不过，在祖母留下来的传家宝中，有一个会抽烟的小人，黑脸膛，火柴高矮，有模有样地抽着一根根细如毛发的香烟。香烟真的会冒烟，火星随着烟灰后退，一根接一根，直至全部抽完。现如今，它的本领已经无从见识，而只能讲述了。不过，这未尝不是一种圆满，毕竟，对于已然消失的事物或日常活动而言，所谓天堂，就挂在人们嘴上。
最早着手写作这本书时我才十岁，也是在这栋位于澡堂胡同的房子里，如今我同样在这里敲出了本章的头几个字母。在20世纪80年代，房间靠窗位置有一张边角带豁的书桌，一盏橘黄色的台灯，我在台灯底座上粘了一张贴画儿，所有贴画里最好的一张：晦暗的天空下，雪花纷纷扬扬，熊妈妈拖着一架雪橇，上面歪坐着小熊崽儿，旁边放着礼品口袋。贴纸黏唧唧地泛着幽光，上面有五六张贴画儿，我将其一一剪下，在盛着温水的小碗里一泡，把透明画纸麻利地从贴纸上揭下来，迅速粘到某个光滑的表面，展平，不留一点儿褶子。我记得在厨房搁架的小门上贴着另外两张：一张上面是一个小胖墩，头戴西班牙式宽檐帽，身穿多米诺式斗篷，脸上戴着半截猫脸面具，周边用金丝线绣着花体字母；另一张是企鹅和企鹅宝宝，在红红绿绿的北极光下。但我最喜欢的还是有熊的那张。
似乎，当我把这些直到老屋装修之前已经贴了二十年的，本已乌漆墨黑、无法辨识的旧生活的碎片一一讲述，从而使其重新生机勃勃、容光焕发时，我的心里会好受些，觉得总算把它们安放了。而与此同时，我本人也碎裂成成百上千个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