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上也拮据，没能回国来送母亲最后一程。父亲花了三天，亲手给母亲扎了一大套纸房子纸马，好在入土之后烧化，尤其糊了大量的书。听二哥后来说，那书糊得漂亮，菱纹花纸做封面，本本都是精装书的样子，还能翻开。有些书，父亲还用毛笔题写了封面，《茶花女》《堂吉诃德》《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呼啸山庄》……
母亲活着的时候爱看小说，尤其是爱情小说。她的书我们也翻，但是速度追不上她，图书管理员每次来，放下一捆新的书，然后用解下来的玻璃绳再把上次带来的书原样扎好。常常我们才看了一半的书就这么被带回去了，搞得我们十分丧气，追着让母亲讲完书里的故事。“然后呢？然后怎么样了？”母亲无动于衷，从来不肯给我们透露只言片语，问得烦了，说，想知道自己看。
爸爸说，妈妈在师范念书的时候，浪漫主义，小雨天在池塘里放小船，叠小船的纸上还写着诗。班上很多男同学喜欢她，想追求她，但这种追求大多数时候又不是太顶真，总有点随时想撤退的杂念在里头，因为她出身不好。母亲一开始还会动心，最后干脆统统不搭理。姥爷审时度势，公私合营时早早就主动地把家里的药铺交了，保住了当医生的资格，他和姥姥都被z.府安排进了当地的人民医院，姥爷成了外科第一把刀，姥姥一开始是护士长，后来也进修当上了儿科大夫，家里虽然没有以前阔绰，还是受人尊敬的。这种安稳日子没过几年，医院里搞什么“政治挂帅”，两个出过洋的反动学术权威，第一批就被当作“业务挂帅”的典型打倒了，彻底丧失了给人看病的资格。母亲再没有当上大小姐的命，嫁了个丈夫又是牛鬼蛇神，一路下放，婚姻也没有给她提供庇护。有的人一生跌宕起伏，波峰波谷，几起几落，母亲却像抛物线，一旦被抛掷出去，就是一条毫无起色的下滑曲弧。
在高个子教授许诺给我奖学金之后，我并没有如愿去到德国。两年后，大哥得到一个公派去科隆观摩展览的机会，为了我，他从科隆一路跑到布伦瑞克，辗转找上那位老先生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点。大哥问他，你还记得我弟弟吗？两年前在中国的芜城，你看过他的画。
“啊，我记得他。他是个很有意思的年轻人，画得有趣。”
“他还行吗？你还能帮助他来德国吗？”
“可是，我现在不是DRAD的评委了，我已经退休，如果他想来的话，必须自费。”老先生顿了顿，又说，“我很喜欢他的画，但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