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子太长，我彻底糊涂了，我盯着他嘴唇的翕动，硬着头皮说，Ja（是的）。
秃子愣了一下，突然嘎嘎嘎地笑了起来，笑得不可自抑，改用英语对我说，“Yousocrazy!AreyouPicasso？”他一边笑，一边在我的材料上，盖了一个通过章，对我说，“OK！”
大哥把他手头的画全数卖给了台湾一个女画廊主，凑钱给我买了飞机票，剩余的两百美金，塞在我的口袋里，对我说，三儿，钱不是问题，你去吧。你肯定会走得比我更远。
母亲听说我要走，托人捎信来，说，我跑不动了，你来看看我吧。母亲后来被发配到偏远的山村小学当民办教师，那个小学连同会计一共只有两个老师，她什么都得教，教语文，教体育，教音乐，教算术，没有农转非的名额，“w.g”结束老久了也调不回城。我下了汽车换牛车，下了牛车还得走路，翻山越岭走好远，累死了找到她。看见她的时候我愣了一下，她站在尘土飞扬的操场上，已经是一个
他都不跟我联系？我对他很生气。”
大哥点头，“是的，是的，你也知道我们国家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当时完全没有办法离开，也联系不上您。这两年里，我弟弟一直在盼望得到您的消息。”
“啊，”老头儿用手大力拍拍前额，又说了一声，“啊。”他伸出手来跟大哥握了一握。“对不起，我竟然忘记了这个，是我的疏忽。原来是因为这个来不了！我能为他做的，我一定还做，只是没有奖学金了，这个没有办法。”
于是，三个月后我来到上海，排在德国领馆的队伍里，等待面签。当时通过率并不高，尤其是针对留学生，常常因为语言不过关而被拒签。我突击恶补了德语听力，但依然只是半知半解。捏着我的作品集和一沓表格，一脸忐忑地站在移民官面前。
移民官是个不苟言笑的秃头，眉毛很粗，像在脸上打了两个括号。我马上把几本画刊杂志刊登我作品的报道递呈他面前，指望这能是一个加分项。秃头翻了翻材料，又抬头看看我，问了我三个问题：
SprichstduDeutsch？（你说德语吗？）
我想了想，摇摇头，说，Nein（不）。
SprichstduChinesisch？（那你说中文吗？）
我说，Ja（是的）。
WirstduimmernochChinesischsprechen,wenndunachDeutschlandgehst？（如果你到了德国，还继续说中文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