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妇。嘴里含着一个哨子在吹，手上提着一大网袋篮球。母亲个子不高，篮球袋几乎拖到了地上。在她身边有很多孩子，有的高高大大，看起来已经十几岁了，有些五六岁，还有的看上去简直才刚刚学会走路，几头猪和狗也旁边拱着，似乎也在跟着出操，篮筐架子都倒了。操场边上的平房前，有一个妇女正在巨大的木墩菜板上剁菜，那菜不知道是剁给猪吃的，还是剁给人吃的。母亲说，哦，那是我们学校的校长。
我来了母亲很高兴，在她的宿舍床底下的纸箱里，摸出好几个苹果，把皮都削了，非看着我当场吃下去。“还是要去德国了啊。”她反复说。我给她讲了签证前前后后的经历，尤其说了那个秃头签证官，她听着很认真，一点儿也不笑。“到现在我德语还不会说呢，有点担心去了以后不适应。妈，德国到底啥样儿？”
她从近视镜后面直勾勾地看我，像要把我印进去，突然踮起脚尖，像小时候那样在我的后脑勺上撸了一把，说，其实我也不知道。你去了，寄照片来给我看。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啊，想起来了，你早点去，冬天之前就去，那里冬天屋子里头有暖气，比咱们这儿暖和。
这是母亲留给我的最高指示，于是，紧赶慢赶，抢在那年冬至到来之前，我背着我所有的笔和颜料，飞向德国，飞向我的异乡和她的故乡。
画已经画到了最后阶段，快要完工了。一旦完工，我就打算跟姐妹俩讨回欠条，就此别过。站在画前端详的时候我有点难以置信，这幅画完全不是我以往的风格，而我通过它似乎实现了某种创作上的探索和传递。它让我想起初到欧洲，在美术馆流连的那些日子。欧洲古典主义油画，完美到让人狐疑关于绘画的所有事情其实都早已做完了，所谓艺术史，不过是一部退步史，后人已经再也无法往这座大教堂上再添片瓦。但是，画画的人偏不信邪，他们硬是一棒一棒地交下去了，印象派、后期印象派、野兽派、超现实、立体主义、极简主义、抽象表现主义、达达、波普……我怀里揣着水壶和干面包，眼珠子由于过度凝视而凸了出来，但内心却凹下去，等待着被注入，被浇灌和填满，谦逊又富足。海伦和玛丽，在我的画里，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少女一样有种雾蒙蒙的贞静，虽然她们褐黄的头发之下是中国人略显扁平的脸庞。
这天下午，她们来得稍晚，脱衣服的时候，我觉得玛丽有点不自在，后来我发现了原因，她的左乳有一个血豁口，还没结疤，身上还有明显的烟头烫伤。画到那里我梗了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