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量的性别数据缺口需要填补,但过去20年的研究已经证明,女性不仅仅是体形较小的男性:男性和女性的身体在细胞水平上存在差异。那我们为什么不教这个呢?
教科书中能否包含性别信息,取决于性别数据的可获得性,但由于女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医学研究之外,这方面的数据严重匮乏。即使是对性别最基本的判定也存在性别数据缺口:自1990年一篇划时代的论文将Y染色体确定为决定性别的“唯一”区域以来,女性性别一直被视为默认的性别——这一点颇为讽刺。但在这种情况下,默认并不意味着我们关注女性。相反,研究把重点放在睾丸的发育上,认为它是一个“主动的”过程,而女性的性发育则被视为一个被动的过程——直到2010年,我们终于开始研究卵巢发育的主动过程。[29]
大多数心血管疾病的早期研究都是在男性身上进行的,而女性的参与比例始终很低,1987年至2012年间,人们进行了31项里程碑式的充血性心力衰竭试验,而其中女性参与者仅占25%。[30]在发展中国家,女性在成年HIV阳性患者中占55%,[31]在非洲和加勒比地区,5至24岁女性患HIV阳性的可能性是同龄男子的6倍。[32]我们还知道,感染HIV病毒后女性的临床症状和并发症与男性不同,然而在2016年,一项对美国在HIV研究中纳入女性情况的评介发现,在抗逆转录病毒研究中,女性仅占参与者的19.2%,在疫苗研究中占38.1%,在寻找治愈方法的研究中占11.1%。[33]
由于孕妇长期被排除在临床试验之外,我们缺乏关于如何治疗她们的可靠数据。我们可能不知道一种疾病将如何发展,也不知道可能的结果是什么,尽管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许多疾病可能“对孕妇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或可能伤害胎儿”。[34]一些流感病毒(包括2009年H1N1猪流感病毒)在妊娠期间症状会特别严重。也有证据表明,在孕期患SARS可能会加重病情。孕妇不愿意参加医学研究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举手投降,自认无能为力:我们应该经常性、系统性地跟踪、记录和整理孕妇的健康结果。但我们没有——甚至在大流行病期间也没有:2002至2003年SARS在中国,bao发期间,孕妇的健康状况没有得到系统的追踪,因此,世卫组织指出:“不可能完全确定怀孕期间SARS的病程和结果。”[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