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能力。迭代长度越长，历史积累发展的速度越快，持续的时间越久。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在科技、军事、经济和组织能力上的高度发展(Zhao2015)，以及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科技、军事、生产能力和组织水平的飞速提高，都是经济和军事竞争长期主导（或者说超长的迭代长度）而带来的非预期性后果。
需要强调，经济和军事竞争给了历史一个看上去是线性的时间性，但这并不等同于进步史观含义上的“进步”。在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在近代欧洲的形成过程中，经济和军事竞争在世界范围长期处于主导地位(Howard1976；Mann1986；Tilly1990)，由此产生的突破性的积累发展极大改善了人类的生存条件，但是它同时也带来了环境危机、人口危机、资源危机、全球不公正、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原子弹这种能毁灭人类数次的武器。进步史观一般都是由赢者创造的，并且也是赢者的自我论证。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绝大多数西方思想家都是进步史观的鼓吹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欧洲人在世界上取得优势之后自我感觉越来越良好。
但是就对历史时间性的形塑方式而言，经济竞争和军事竞争有两点不同。首先，做生意赢利一般都是为了自己、家庭或者某个属于私域范围的小团体，因此经济竞争促进的是一种私域导向的工具理性(privately-orientedinstrumentalrationality)的增长。战争所声称的目的都是某种集体（如家族、村落、部落、国家）“利益”，因此军事竞争促进的是一种公域导向的工具理性(publicly-orientedinstrumentalrationality)的增长（Zhao2015，第一章）。私域导向的工具理性促进的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的发展，而公域导向的工具理性促进的则是官僚制和集体主义文化的发展。两种权力的性质因此就产生了相反的结构化力量。
第二，经济和军事权力的相对重要性对某个社会中的权力的结构性分布也有截然相反的影响。经济力量不具有强制性（如果你用枪胁迫人家买你的东西，这就不再是理想型的经济行为了），并且经济权力是一种弥散在社会中的权力。如果没有非经济性的社会力量（特别是国家力量）的支持，一家或数家公司很难在一个国家中建立全面垄断，同时消费者也有一定的力量。因此，在经济竞争占据主导的地方，社会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