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与近亲结婚，关于乱伦的新规定（例如不能和已故丈夫的兄弟结婚），拒绝一夫多妻制婚姻——对摧毁那些入侵部落中广泛的亲属关系关系重大。同样重要的是，教会鼓励个人拥有土地和通过个人遗嘱继承。两者的直接起因都是教会对土地的贪婪，这让教会能够变得极其富有。但重要的是后果。第一，这些行动帮助建立了沿着核心家庭线展开的欧洲晚婚模式。这种模式对马尔萨斯意义上的人口压力十分敏感，也就是说人口扩张不会超过生产力提升——换句话说，人口没有把剩余消耗殆尽，就像19世纪中国所发生的那样。第二，这种核心家庭模式可能刺激了个人主义以及经济活动。这是哈佛大学学者的说法，他声称西方变得“奇怪”(WEIRD)，也就是西方的(western)、有教养的(educated)、工业化的(industrialized)、富有(rich)和m;主的(democratic)首字母组合(Henrich2020)。对此应持怀疑态度。一方面，文化态度不是永远固定的：天主教在拉丁美洲一度被认为在道德上和经济上都是保守的，但是后来这一宗教左转了。另一方面，对“m;主”的强调似乎太老套了，尤其考虑到德国的历史。但是亲属纽带的断裂可能影响很大。当然，国家的最高境界是在公民社会里由非国家行动者来实现我们所习见的z.府功能。但是这里也有问题。作为中国特色的亲属系统是支持国家的，但也可能削弱国家，限制其动员社会的能力。伊斯兰社会的情况就明显更糟。这里的亲属关系可能会、并且也曾被用来作为对抗国家的资源。这在赫勒敦眼里是政权更迭频繁的动力。欧洲西北部的扩展亲属网络的崩溃可能促进了国家建构。">它不想被别人征服，所以它找到国王，为其提供对建立z.府体系大有帮助的神圣服务。
这一根本差异的后果是深远的。在中国，帝国的重建带来了稳定，因为一个建立在自由农民基础上的父权制系统永远不需要太多改变，庞大的文明规模意味着它很少会遇到挑战者。而欧洲西北部的主权分割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一方面，缺乏单一中心意味着不可能阻止某些事物的发展，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海外探险。西方在海上探险上取得的成功与郑和下西洋以后中国对海外探险加以限制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方面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任何企图控制商人的尝试不仅注定会失败，而且是极度危险的——因为商人可以跑到其他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