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边界为基础来确定观测单位，反推其历史上
统治形态与战争形态。变量定义以及资料来源请详见Wimmer(2012，84)。">基于这个数据库，作者观察到以下事实。第
，19世纪初，帝国、王朝国家、部落联邦以及城市国家是主要国家形态，而到20世纪末，几乎所有国家都采取民族国家形态(Wimmer2012，2,Figure1.1)；民族主义成为民族国家主要合法性来源，而同民族内部国民平等享有政治权利诉求，则成为大众政治基础。第二，直到19世纪初，国家间争霸战争、领土扩张、王位继承都是主要战争导火线；而到20世纪末，超过四分之三战争是源于民族独立或者国家内部族裔间争端(Wimmer2012，3，Figure1.3)。第三，以民族国家形成为重要时间节点来进行观察，会发现国在该节点前后战争爆发概率极高，并且这概率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后逐渐下降。这三个典型事实勾画出
世界历史上极其重要政治图景，并揭示民族国家兴起与战争形态之间密切关系。
基于这些典型事实所呈现出相关关系，威默尔认为，起源于19世纪欧美民族国家背后发展动力在于，当时国家间激烈军事竞争压力使得发展出套能够充分动员底层民众政治话语成为精英策略性选择。民族主义主张国民拥有同民族认同，享有平等政治参与权利；同时，作为交换公民权条件，承担如税收与兵役等国民义务。这使民族主义成为种理想意识形态工具，被精英所采纳。这种工具方面提高精英动员资源广度与深度，另方面也使得民众更有政治参与感与认同感，这使其迅速成为种统治合法性基础，也重塑精英与大众关系，形成新政治契约(Wimmer2012，31)。而民族主义旦被创造出来，就开始迅速地向全世界传播。这种传播以地缘网络为路径，如多米诺骨牌样向相邻地区扩散。此后，民族国家建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外源性，与其发展初始阶段内源性原因不同(WimmerandFeinstein2010；Wimmer2012，73)。
当民族主义成为政治合法性来源后，就会产生强大同构压力，使得民族国家成为国际舞台上政治体主要组织形态，这变化也改变战争形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传统帝国内部民族主义者策略性地使用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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