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边界为基础来确定观测单位，反推其历史上的统治形态与战争形态。变量定义以及资料来源请详见Wimmer(2012，84)。">基于这个数据库，作者观察到以下事实。第一，19世纪初，帝国、王朝国家、部落联邦以及城市国家是主要的国家形态，而到20世纪末，几乎所有国家都采取民族国家形态(Wimmer2012，2,Figure1.1)；民族主义成为民族国家主要的合法性来源，而同一民族内部的国民平等享有政治权利的诉求，则成为大众政治的基础。第二，直到19世纪初，国家间的争霸战争、领土扩张、王位继承都是主要的战争导火线；而到20世纪末，超过四分之三的战争是源于民族独立或者国家内部族裔间的争端(Wimmer2012，3，Figure1.3)。第三，以民族国家的形成为重要时间节点来进行观察，会发现一国在该节点前后战争爆发的概率极高，并且这一概率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后逐渐下降。这三个典型事实勾画出了世界历史上极其重要的政治图景，并揭示了民族国家兴起与战争形态之间的密切关系。
基于这些典型事实所呈现出的相关关系，威默尔认为，起源于19世纪欧美的民族国家背后的发展动力在于，当时国家间激烈的军事竞争压力使得发展出一套能够充分动员底层民众的政治话语成为精英的策略性选择。民族主义主张国民拥有同一民族认同，享有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利；同时，作为交换公民权的条件，承担如税收与兵役等国民义务。这使民族主义成为一种理想的意识形态工具，被精英所采纳。这种工具一方面提高了精英动员资源的广度与深度，另一方面也使得民众更有政治参与感与认同感，这使其迅速成为一种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也重塑了精英与大众的关系，形成新的政治契约(Wimmer2012，31)。而民族主义一旦被创造出来，就开始迅速地向全世界传播。这种传播以地缘网络为路径，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向相邻地区扩散。此后，民族国家建构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外源性的，与其发展初始阶段的内源性原因不同(WimmerandFeinstein2010；Wimmer2012，73)。
当民族主义成为政治合法性来源后，就会产生强大的同构压力，使得民族国家成为国际舞台上政治体的主要组织形态，这一变化也改变了战争的形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传统帝国内部的民族主义者策略性地使用该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