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作，过自己应该过的生活，那么自由便没有半点意义。
邻近三月中旬，天气突变，此后，弗里茨开始忙活早春时该做的例行工作。他一边打扫牲口棚，一边将粪肥装到施肥用的推车里，给地施肥。大点儿的孩子们放学以后，格尔达就派他们去猪圈把玉米棒子捡回来做燃料；他则把母猪从一个猪圈转移到另一个猪圈，这样孩子们便可以安全地干活儿了。他熟悉每项工作、每个步骤，这让他感到安慰，也让他能够适应他所理解的工作模式。只有在走神的时候，他才会再度感到恐惧。他确定奥托·戈特利布比他稍微年长些，所以他才会觉得大为不解。符合条件的年龄上限是三十一岁，按照弗里茨的理解，单凭奥托的年纪，他就不该被征召入伍。更何况他还是个农民，又有妻小，这又该如何解释呢？报纸上不是说“务农及有家室的男子无须应征入伍”的吗？他很想问问别人征兵的条例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连他自己都觉得这种问题听起来很可疑。据他所知，他和格尔达不再谈论的那个德国男人正是因为问到了征兵的问题，才会被扔下火车。
战争开始时，出现了一些他意想不到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他不再幻想着对格尔达说一大堆事情了。他现在特别想念格尔达，和当初她回西点时一样想念她。虽然她也许就在厨房里烤面包，或者在屋外的孵化室照顾小鸡，但她似乎与他相隔了很远很远。不，并不是距离的问题，而是因为她抑或是他的一部分已经不复存在了。从娘家回来后，她跟他讲了火车上那个德国男人的故事，他却不知该跟她说些什么好。更糟糕的是，他也不明白她对自己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他们在彼此眼中成了外人。有时候，他认为问题出在她下火车时穿的那件皮毛大衣上。就好像她的家人、他的父亲，将她裹在了某种他无法冲破的东西里。天气转暖以后，那件大衣也被收了起来，这让他很高兴。
他意识到，自己开始在脑子里构思着一些话，却不知道讲给谁听。铺天盖地的消息出现在他们周围，给他一种错觉，仿佛他能获取一个人所需了解的一切消息。起初，乍看起来，如果一个人足够仔细，懂得从字里行间中搜寻，他就一定可以发现万事万物的真相，可弗里茨却意识到，情况并非如此，消息纷繁复杂，众声喧哗，反倒以一种新的方式让人说不出话来。他强烈地感受到那些没有说出来的话所带来的压力。在密室内，在岔路上，谣言和新闻在也许还信得过彼此的人之间来回传递；也许他们也像弗里茨一样
